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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五大”上，他们父子3人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然而，在一年后的中共“六大”上，他们名字却同时消失了，只不过消失的方式不太一样……陈独秀曾言“我的儿子才有资格组织讨父团”；儿子也曾说“不要理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父爱缺席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安庆一诗书寒门。其父亲在他3岁那年客死苏州，后因其叔父陈衍庶无子，陈独秀被过继给叔父做了嗣子。
        陈独秀从小就跟着祖父陈章旭读书。陈章旭是晚清候补知县，性格孤僻古怪，素以威严著称。他对陈独秀的管教尤为严格，每每背不出经书，就拿板子打陈独秀。陈独秀每次挨打，都一声不吭。祖父时常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1897年，18岁的陈独秀迎娶了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又名高大众）。1898年，陈独秀有了第一个儿子陈延年。同年，他跟随叔父到东北闯荡。从这之后，陈独秀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
        后来，陈独秀又长年在外留学、闹革命，更是极少回家。即便回家了，他也是忙着和友人高谈阔论，很少与自己的孩子相处。
        除此之外，陈独秀抛弃发妻，与妻妹高君曼私奔，这对孩子们也造成了很深的伤害。
        6岁时，陈延年入私塾读书，辛亥革命后，他进了新式学校。陈延年自幼身体壮实，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是，他对旧书掌故、新书知识都有兴趣，视野开阔，抱负不凡。他和弟弟陈乔年自小在一起，感情十分深厚。
         陈乔年是陈独秀次子，生于1902年。陈乔年自幼也爱读书，五六岁时进入私塾，加上哥哥陈延年的辅导激励，陈乔年的学业进步很快，也考进了新式学校，并逐渐树立起救国救民的志向。

殊途同归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也像当年的陈独秀一样，渴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筹办《新青年》杂志，得知两兄弟的心愿，立即将他们接到上海，接受更多的新思想。
        兄弟俩初到上海时，与父亲陈独秀住在一起。但是，陈延年因不满父亲抛弃母亲、与姨母同居，时常与陈独秀发生矛盾，不久便搬出来住了。对此，陈独秀并没阻拦，他对好友汪孟邹说：“他们到外面住，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已力量创造前途。”
        不过，陈独秀在1917年被聘到北京大学时，他还是托汪孟邹每月支付陈延年、陈乔年弟兄俩各5元的生活费。显然，陈独秀并非没有爱心，只是爱的方式不同，他的初衷无非是要让子女自强自立，在艰难困苦中锻炼成才。
        由于父子间长期疏离，陈独秀对兄弟俩思想上几乎没有影响。在当时中外各种复杂思潮影响下，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并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成为吴稚晖的门徒。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成了全国无数青年的精神领袖和偶像。17岁的陈延年却不以为然，他说：“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新，不能为万民主命，与文盲何异？”
        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展开。这令陈延年、陈乔年心生向往，但他们没有保证金。兄弟二人都没向父亲求助，而是找吴稚晖帮忙。1919 年底，陈延年、陈乔年如愿赴法，就在陈延年 、陈乔年准备赴法之时，陈独秀因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当时，同乡潘赞化曾问陈延年、陈乔年：“你们兄弟俩对此有何看法？有无担心害怕？
        陈延年回答说：“既作不怕，怕则不作，况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空前复杂的情况下，危险乃意中事，亦份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牺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可言？
        潘赞化继续问道：“如果营救无效，你们有何想法？”陈乔年答道：“不过中国又失去了一个有知识的人罢了，固然可惜！”言语之中，虽见父子情薄，但也体现了兄弟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伟抱负。
        后来，兄弟俩在法国时，陈独秀曾托陈公培给他们带了一封信，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结果，陈延年看完信说：“独秀这个人，你别理他。”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这让窘困的留学生十分不满。2月28日，400余名勤工俭学学生到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遭到警察毒打和驱散……这使陈延年、陈乔年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后来，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积极争取下，陈延年、陈乔年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父亲陈独秀殊途同归。陈独秀表面上没说什么，内心却对兄弟俩的转变极为欣慰。

同志相称

        1924年，陈延年奉调回国，与时任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团聚。久别重逢的父子没有什么亲热，话也不多。陈独秀没把儿子留在身边，赞成他到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地方——广州去历练。
        哥哥南下广东不久，陈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当时的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领导下，任区委组织部部长，他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之中。
        1926年，陈独秀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采取了姑息退让政策。陈延年曾谈起这个时，气愤地说：“老头子（指陈独秀）糊涂，看不出蒋介石的阴谋，看不见工农的力量，竟把无产阶级当作革命的苦力。”又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陈延年还曾向陈独秀当面表示不满，进行争论。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仍当选中央总书记，陈延年、陈乔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父子3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我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日常，他们父子间均以“同志”相称，从不论父子情。

两兄弟相继英勇献身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在上海被捕。身份暴露后，他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敌人也无计可施。7月4日，陈延年在刑场上因不肯下跪，被刽子手乱刀砍死。蒋介石唯恐舆论谴责，亲自下令不准收尸。
        陈独秀得知陈延年被害的消息后，一连好几天不说话。
        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在这次会议上，陈乔年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幻想。”
        1928年2月，陈乔年在调任江苏后被捕。6月6日，英勇就义，年仅26岁。遇害前，他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在陈乔年被捕前不久，他曾去看望已被解职的父亲。见到儿子，陈独秀非常高兴，但话语间对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到自己身上颇为不满。陈乔年有理有据地说：“爸爸，不说共产国际，你自己对汪精卫过于轻信，对大革命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必须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脾气暴躁的陈独秀听了儿子的话，竟沉默好久。
         在得知陈乔年遇害后，陈独秀老泪纵横。陈松年和姐姐陈玉莹再赴上海处理后事，国民政府仍然不让收尸。兄妹二人亲眼目睹了二哥陈乔年倒在血泊中的惨状，悲痛过度的陈玉莹随即病倒，不久也随弟弟去了，年仅28岁。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南京监狱，陈独秀托人买酒打菜，并对狱友说：我平生不喝酒，今天要好好喝一杯。他把第二杯酒洒在地上，祭给两个儿子，在喊“延年、乔年”时，不禁失声痛哭……
         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被释放出狱。蒋介石想利用他的社会声望，便派说客动员他。陈独秀断然回绝：“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不共戴天！只不过现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不说他就是了。”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摘自《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