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同意父亲选择安乐死
人生的最后一顿午餐，85岁的傅达仁先生吃了一颗水煮蛋、一点点蛋糕和巧克力糖。 原本胃口一直不佳，但那天他突然有些嘴馋，像个孩子似的念叨，“哇，这最后一个蛋怎么这么好吃啊！还有没有？”
吃饭时，儿子在他衣服口袋里放了200美金，又被他打趣，“噢儿子，这是你给我拿来当过路费的。
2018年6月7日，在瑞士安乐死机构Dignitas的尊严屋中，傅达仁先后喝下两杯药水，家人身着深色正装和礼裙围坐在他身旁，为他鼓掌，告诉他“没有病痛了，我们爱你”。他的右手被儿子紧紧握住，直到头也缓缓靠过去，进入永眠。
傅达仁被冠上“亚洲安乐死第一人”的名号。作为台湾知名体育主播，他竭力维护着自己一辈子的形象，要清清爽爽，即便身患绝症。
医生说他的生命只剩下3到6个月，但他拒绝开刀、插管、化疗，靠吗啡镇痛，挣扎着比医生的最后通牒还多活了一年半。只有为数不多、最亲密的家人，才目睹了那些因末期癌症带来的堪称狼狈和痛苦的场面：体重骤减、呕出胆汁、腹泻不止、抽搐发抖、剧痛难熬。
好在，一切终归尘土，结束是以他想要的方式。
近日，记者采访了傅达仁儿子傅俊豪，以下是他的口述。
“痛在我身上，你们没办法体会”
2016年6月，爸爸在台湾林口长庚医院检查出胰脏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是有一点震惊的。
确诊之后，家人几乎把全台北的医院都跑遍了。最开始，我们和医生都劝他开刀，周围的朋友也鼓励他要发挥“篮球运动员”的精神，尝试化疗。
胰脏是藏在胃、肝脏后面的器官，如果拿掉胰脏，会留下三个手术接口，一旦接口发炎，必须插管从肚子里把血水导出来。医生告诉我们，如果不开刀不化疗，爸爸存活的时间是3到6个月，如果开刀加化疗存活两年的几率是50%。
台湾每个人都有健保，看病比很多地区便宜许多。但癌症重病要用到标靶药物或是手术住院，长期下来的费用其实不低。我们还咨询过到日本治疗，也是化疗的一种，用最新的技术：用分子直接3D定位，瞄准胰脏头的癌细胞，用镭射光打下去，要差不多200多万新台币的治疗费。但爸爸自己的意思是不要做手术，说“干脆不要治了，不要花这些钱”。
考虑到他八十多岁的年纪，身体可能没有办法负荷这样的手术，语言不通的地方生活也不方便，我们也就没再坚持。希望他能在剩余的日子里有尊严地吃饭、走路，做他想做的事。
但其实癌症病人最难熬的是疼痛。爸爸痛起来只能靠吗啡止痛，其实那是毒品，会成瘾。我们听医生说，很多癌症末期病人会痛到把点滴直接拔掉，发狂、要跳楼自杀的都有。但爸爸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医生那时候还跟我们说“傅爸的修养很好”。
后来，他的情况变得更糟了。每天拉肚子4到6次，腹部隆起，长出一块特别硬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在慢慢变大。再后来每天拉肚子的次数增加到8到10次，吃什么拉什么。有一次，我们全家人看到了宛如地狱一样的场景，爸爸痛到发狂，那时候的爸爸已经不是爸爸了。
在爸爸还健康的时候，他就知道安乐死这件事，病了之后开始积极打探。差不多从2017年开始，我们陆陆续续联络相关机构。
2017年11月，爸爸第一次去瑞士的时候，本来已经决定要执行安乐死了。但很巧，他曾经上书给台湾高官要求推动安乐死合法化，正好那时候有了回应，官方要接见他，但最终促使他回来的原因是我当时恰好病了一场。
回台北后，爸爸的疼痛又发作了，不得不加大吗啡贴片的药量，这导致他发生严重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当时我在上班，接到电话后赶回家开车带爸爸去仁爱医院。中途他也一直不停地吐，后来到了医院，医生诊断说是钠离子过低，挂上了点滴。在病床上，他不停地躺下又坐起来，躺下又坐起来，几秒钟就重复一次，整整一夜都这样。半夜又开始发抖、翻白眼，医生说爸爸已经是濒死期，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当时的场景，对我冲击很大。我们都非常后悔让他受这样的折磨，没让他那次就在瑞士完成安乐善终。第二天中午，爸爸清醒了。我问他：“爸，你已经死过一回了，应该不会再想去瑞士了吧。”他说：“当然要去！痛都在我身上，你们都没有办法体会……”
不希望最后一刻很狼狈
爸爸一生中进医院很多次，头部、盲肠、胃部、腿部都开过刀，伤痕累累。从小他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他随时会走。他常常会说，如果遇到车祸或是什么紧急的事故，千万不要帮他插管，不要惦记，让他顺顺地走。
活到这个年纪，他看过周围很多朋友插管、电击之后的状况，只能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他不想要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想去瑞士实行安乐善终的原因。
爸爸本身很乐观，这个能量也会传到我们身上。反而时常是我们很紧张，说“爸你要治哦”，他回答：“我这么老了，要治什么呢？”我们告诉他，没关系的，全家以你为重，他却说：“我不要拖累你们。”
他要的是尊严，不要他不堪的样子被人家看到。就像他喝下那杯药的时候毫不犹豫，那是他性格中一直都有的勇敢，只要决定的事情，都会拼尽全力去完成。
两赴瑞士
在瑞士有两家机构可以执行安乐死，一家叫Dignitas，另外家叫EXIT，全世界唯一一家能服务外国人安乐死的只有Dignitas。
首先要缴300美金，成为Dig-nitas的会员，把病人在台湾的病历寄过去审核，执行安乐善终的资格是病人年满十八岁，并且被判定只剩下3到6个月的生命。接着机构会安排两次医生面谈，确认这是你本人的意愿，是意识清楚下做出的决定，第二次面谈时会定下安乐善终的执行日期。
第二次去瑞士，原本定了6月6日执行仪式，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爷爷，但那天早上下午都已经安排了其他病人，一天最多只能两位。
我们曾经问过Dignitas的工作人员，如果家属反对的话，病人还能执行安乐死吗？对方说，只有傅先生是我们的病人，只对爸爸本人负责，会100%尊重他。
仪式延后了一天。7号早上11点，我们进了尊严屋，先签署文件，然后房间就可以随意使用，等当事人觉得自已状态准备好了再服药。第一杯是止吐剂，25分钟之后喝下第二杯致命的药水。
头一天，爸爸就交代好，说要买鲜花和蛋糕，我问他买哪种，他笑着跟我说：“你们觉得好吃就好啦，开party在歌声中送我离开，都不准哭。”
爸爸的最后一餐饭，吃了一颗鸡蛋，一点点蛋糕还有巧克力糖。有一点遗憾的是，他吃着鸡蛋，说：“哇！这最后一个蛋怎么这么好吃啊！”问我们还有没有，那时候外面有台湾的媒体记者在守着，我们也不方便出去再买。
爸爸就说没关系，就这样啦，我们唱歌吧。我们一起唱了首《奇异恩典》，是他头天晚上自己亲自填写的歌词。
父亲靠在我肩上倒下去，呼吸慢慢没有……
不是鼓励自杀，而是多一个备选
以前亚洲文化都会避免谈论死亡，但在父亲安乐善终这件事之后，很多人开始思考应该怎么好好规划自己的最后一段人生。有很多病患家属来问我们安乐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就把经验分享出去。
从理智上讲，现代医疗会有一个界限存在。
医生告诉我，对于癌末病人来讲，在医学上让他们只是活下去，有呼吸、有心跳是很容易的事情，现在的医疗完全可以做到。但是躺在那里不能说话、吃饭、走路，你觉得真的叫活着吗？
很多人在台湾推广安宁治疗，也认可医疗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可以放手。我父亲就是安宁治疗的病患，但其实就是给止痛药吗啡，从四天一罐增加到两天一罐，吗啡会成瘾，对人的身体也会造成伤害，日渐衰落，不晓得什么时候死。
安宁治疗，也被称为“尊严死”。推尊严死的医生在早期跟安乐死是非常划清界限的，我们现在讲的安乐善终并不是一般的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是由医生注射药物到你的体内，而安乐善终在学术上叫“协助自杀”，是由病人自己完成这个动作。
对于亚洲社会来说，比起安乐善终，安乐死是更为熟悉的一种提法。从严格学术意义上，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安乐善终不是自我意识不清楚之下医生帮病打药下去，而是病人在自我意识清楚之下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