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
◎杜秀香
公元前489年，吴国大举伐陈，楚国誓死相救，一场战争就此在长江流域打响。这场战争不过是春秋战国无数战争里无关紧要的一次纷争，更是史书里无关痛痒的一抹闲笔。可这场本无足轻重的战争却因为一个人永载史册，千古流传。
其时，战争混乱，把正在周游列国的孔子及众弟子困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室内，夫子面色疲惫，却鼓瑟而歌，歌声依然嘹亮。室外，弟子颜回在择野菜，宰予因饿昏倒，而子路与子贡思想动摇，信念崩塌，正在互相发牢骚：“先生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四处碰壁，从失败走向失败。而图谋杀害先生的没有治罪，凌辱先生的没有禁阻，先生却日日鼓瑟，弦歌不辍，难道所谓君子就是如此不知丑吗？”孔子闻言，琴声戛然而止，长叹一声：小子见识浅薄。子贡不服气地嘟囔着：“现在可谓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孔子凛然曰：“是何言也？君子通达于道叫做一以贯通，不能通达于道叫做走投无路。我信守仁义之道而遭逢乱世带来的祸患，怎能说是走投无路。所以，善于反省就不会更改其道，面临危难就不会丧失德行。大寒既至，霜雪既降，我才真正看到松柏的葱葱郁郁。陈蔡之困厄，于我是一件幸事。”子路闻之抗然执干而舞，子贡闻之呆若木鸡，喃喃自语：“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子路和子贡对生命的理解和当代急功近利的我们何其相似：如果真理不能兑现为现世的成功，真理一文不值。而在三千多年前的荒野上，孔子决然而又庄严地告诉我们，穷厄的考验，如同耶稣临难，可以使文明升华，可以使真理永存。从此，我们便知道，除了世俗的成功，人生还有舍身以求道的大义凛然，还有失败、贫困和软弱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
公元前吴楚之间这场无关历史走向，无关国家命运的战争也许早就被人遗忘，但我们将永远记得在那场战争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孔子的乐声、歌声和低语；记得那场战争衍生出的生死之义、名利之论、君子之交和“真”字之真假的故事，它们成为《论语》一书里的名篇，成为孔夫子人生轨迹里光辉灿烂的一笔，亦成为中国精神不可磨灭的底色。
一百八十年后，中国的大地上因为一个人从而使中国的历史多了几分浩然正气。这个人是孟子。他继承了儒家仁政学说的大旗，也继承了推行仁义之道的使命。他精神抖擞，且行且勇，奔波往来于列国的大路上，屡屡碰壁，却从不言弃。他大气磅礴，情感热烈，在贵族横行的时代挑战君王礼法，划时代地发出“民为贵，君为轻”的呐喊，其声如雷如电，划过中国帝国时代的天空；他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劝说世人兴衰存亡、富贵穷达，虽是天命所定，可更在人心，从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成为千古定论；他心怀天下，悲天悯人，坚信人性本善，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同情仁爱，犹如绵绵春雨，普降于漫漫的历史文化中，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他气节长存，对嗟来之食，不屑一顾；他忧国忧民，谆谆告诫世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浩然正气，慨然以歌：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大丈夫”的生命格调；他正义凛然，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地写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自此，中国的精神里多了几分刚强与骨气，舍身取义成为中国精神最好的注脚，亦成为中国文人及士大夫们世代不变的信仰。
一种精神，恰是一种文化的灵魂。舍身取义，写在纸上不过几十笔画，却笔笔力透纸背，四字千斤重量。正因了这四个字，威武雄壮的大汉王朝才会在强敌来犯时震天一吼：“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身为大汉使节的苏武才会十九载被囚匈奴，雪地放羊却依然不改其志，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做着最恰如其分的注释。因了这四个字，历经万人来朝，四方来贺的大唐王朝才会在衰微时刻，站出区区一介文人颜真卿，他挥笔写下千古书法名篇《祭侄稿》，从容就死，以身殉国。也因了“舍身取义”四个字，岳飞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文天祥更是慷慨悲歌，一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如今依然在历史的天空里余音绕梁，久久回响。更因了“舍身取义”四个字，列强来袭，风雨飘摇的百年近代史里，多少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视死忽如归，捐躯赴国难；多少革命战士抛头颅，洒热血，去留肝胆两昆仑。夏明翰英勇就义前留下一句“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为中国革命前赴后继的牺牲，为中国精神的传承发出了时代最强音。
时光恰如浩浩东流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和平年代的盛世繁荣下，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纸醉金迷中，曾经刻画入骨，铭刻于心的信仰与精神似乎淹没于俗世的滚滚红尘中，消失于网络的口诛笔伐里。人们失望之余不禁会问：“这个时代怎么了？中国的道德何在？中国的精神何存？”声声追问，字字追寻里，一个鲜有耳闻的新词“逆行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时代的声潮里，出现在人们的感动中，也渐渐与英雄的定义重叠。
殊不知，公元627年，大唐初定的长安城里就出现了第一个“逆行者”。彼时，因突发天灾，流民成患。朝廷决议打开长安城门放流民进城，蜂拥而至的人群中，有一个背影却逆流而行，向着城外走去。他就是高僧玄奘。在申请西行寻求佛法被拒后，他决定铤而走险，逆行出城。走出关隘，躲过士兵，他孤身踏上丝绸之路，开始了长路漫漫的求经之旅。大漠雪山，他命悬一线；异国他乡，他九死一生。历经十七年时间，途径一百一十个国家，五万里行程，他始终怀着坚定地信念，抵达心中的佛教圣地。在异国的土地上，他被奉为先知；在佛陀的故乡，他成为智慧的化身。然而，他毅然放弃了荣耀的诱惑，拒绝了异国的挽留，带着求取的佛经返回大唐。此后，他毕生致力于翻译佛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为中国的精神世界增添了一抹出世的了悟、豁达和淡泊。
一千多年后，一个运笔如剑，刀锋如血的斗士，一个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文人——鲁迅隔着时空遥敬玄奘：“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
公元2020年，逆行者，已然成为英雄的代名。犹记庚子之初，疫情突起于武汉，蔓延至全国。一时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打碎了和平年代的歌舞升平。封城、确诊、疑似、死亡，一串串不断攀升的数字如同绝望的陷阱，将人们连同他们的生活深陷其中。坐以待毙还是奋起抗战？中国和他的人民，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向病毒宣战，一场和平年代的战“疫”就此打响。没有硝烟，却生死一线；没有战火，却星星燎原。九州同一心，国人皆竭力；诸省医者，更是纷披白衣战袍，吹响抗疫集结号。他们南下北上，东征西战，逆流而上，奔赴前线，留给世间一个又一个伟岸而又坚毅的背影，也重新定义了“英雄”之名。时过月余，大疫得治，山河无恙。
古语有云：国之有难，匹夫有责。战“疫”中逆行，舍身而取大义，新时代的英雄们用无比坚定地背影书写了新的中国历史，注解了新的中国精神。
清代学者段玉裁曾在《说文解字》注里云：“中者，别于外之词也；中者，别于偏之词也。”小时候，天真的我们曾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中国，一个外国。更曾笃定地以为，中国之所以叫中国，必定是因为身处天下之中。后来看到“天下之中，宅自其国。”的字样，不禁心领神会，深以为然。西周何尊的青铜铭文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两字，由此可知，中国之名，自古有之，虽历经朝代更迭，荣辱兴衰，从未更改。与之相应，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绵延不绝，一脉相承；中国精神更是根植于血脉与灵魂，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且随着时代变迁，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成为每个时代高扬的旗帜和不灭的灵魂。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