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心理热线
一场毫无防备的疫情，究竟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近1个月，我们采访几位心理咨询师后发现，新冠病毒疫情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隔离病房的界限，冲击着每个普通个体的心灵。
群体情绪的集中爆发
2月初的一天，志愿者陈建接到了一个在开头“喂”了很久的电话。
“我想去上班。”来电者是一位40多岁的单身上海男士，和父母同住。“闷”在家十多天，两代人的矛盾一触即发。“以前和他们（父母）聊得不投机的时候，可以选择离开、回避。现在一家人就在同一个空间里呼吸。逃无可逃。”他说。
对于儿子的“单身之害”，父母在这个非常时期有了更充分的论点：如果一家人中真有人意外病倒，连一位能照顾得上的年轻女性都没有——他感受到，父母对于生死问题的焦虑和自己的大龄未婚问题被缠绕在了一起，集中爆发。
一位独居老人也接受了陈建的心理援助，在电话里哭着说自己的慢性病药就要吃完，但不想让儿子冒险送她去医院配药——她有更为深层的恐惧：万一自己被感染，孩子都无法在身边照顾。
职业危机、大龄单身的家庭压力、独居老人的安全感缺乏……陈建感觉在一天里看到了散落在城市里的各种群体表情。“如果没有这次疫情，大家都会尽力克制、压抑这些负面情绪。现在，无疑是一次集中宣泄。”陈建说。
热线的功能范围
心理咨询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能给咨询者具体的建议，比如在12320-5热线室中，一张贴在墙上的注意事项中，有句话引人注目：不要做出超出心理危机干预范畴的承诺。但这次，咨询师们决定对这些来电者尽量给出具体建议，因为许多来电涉及就医询问指导，比如距离最近的发热门诊在哪儿，或者哪里能获得线上就医渠道。
王琪是华师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专职心理咨询师，她说，一般情况下来电者的焦虑情绪会逐渐得到缓解，比较难以疏导的是那些原本底子不好的人。
所谓的“底子不好”，指的是那些原本有精神障碍或心理疾病的来电者。一部分来电者的心理危机是从“断药”开始的。疫情严重期间，不少医院的心理科暂停门诊，开通网上门诊，而一些需要定期复诊的患者并不知道网上可以诊疗拿药，状态也随之“失控”。
小杰因断药出现重度抑郁症的急性发作症状，甚至在电话中透露“自己已经想好了用耳机线结束生命”。对于这样的高危来电，咨询师认为就需要突破心理咨询的保密原则，告知其家长，并请家长对小杰进行24小时监护，尽快送诊，必要时住院治疗。
“心理援助热线的功能有点像120，只做情绪疏导和紧急处理，而对有些已经形成疾病的求助者，还是建议去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性医院的心理科就诊，进行药物介入、心理咨询或治疗等等。”廉彤说，几乎所有咨询者都想通过一通电话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超出了热线的功能范围。
像一次故事交换
“我在2月每天接的援助电话大概三四个，就像是加入了好几部真实的灾难电影。”这段时间的公益心理援助中，赵颖运用到了更多的共情。
在深夜1点多和一位叫阿仁的年轻人的电话中，赵颖说出了尘封内心多年的故事。电话里，男生把自己责备得体无完肤背后，其实是他对无法承担起“最差结果”的无力感——赵颖理解了这一层后，和他分享了自己也曾遭遇过父亲忽然昏迷，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几十天的经历。
忽然感觉自己被“读懂”，阿仁松弛下来，向赵颖提出自己想先放下手机去喝杯水、上趟洗手间。听到这儿，赵颖明白转机来了——心理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过去了，才会有别的生理需求涌入大脑。
根据平台规定，咨询师可以根据自己当日的状态，量力选择接受帮助的对象。最长的一次中场休息，就是赵颖挂断了阿仁的求助电话后，因为他已经有了轻微的自杀倾向，属于高危来电，她当时的精神状态也高度集中。那通电话后的白天，赵颖关闭了咨询通道，放假一日。
“这些日子的心理咨询和往常很不一样。以往我和他们的生活是完全的平行线，但现在我们其实处于相同的境遇之中。有时，我能从他们的所思所想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赵颖有时难免“代入”。
“后疫情时代”
大概半个多月前，赵颖接到一位在新冠隔离病房工作的医生通过平台的留言——想做一次简单的心理疏导。等到预约好的时间，接通电话后，这位女医生忽然变得并不愿多说些什么。没聊几句，她就主动提议：“今天要不就先这样，我刚能休息一会儿，实在是太累了，什么也不想说了。”赵颖当即表示理解她的处境。
这个通话时长不足1分钟的电话结束了，这其实也是赵颖在加入疫情心理支持平台后接触到的唯一一个一线医护人员。
“情绪都是滞后的，眼下医护人员都是靠透支自己在支撑，在慢慢耗竭，我们目前没有为他们‘包扎伤口’的机会。”她说。
廉彤也说，目前医务人员的来电不多，自己只接到过两个，他认为是因为他们现在还在一线忙着挽救病人，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自身。等到疫情放缓，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主要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才会慢慢浮现，而这需要两三个月甚至更久。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