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子同袍”是人类可贵的情感
2020年春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首古老的诗句，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最温暖人心、最鼓舞斗志的力量之一。
这句今天读来依然美好的诗句出自《诗经·秦风·无衣》，是我国最古老的民间歌谣之一。全诗是：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今天看来，在三百多篇《诗经》中，这一首的字面意义相对容易理解，大概是说：谁说没有衣裳穿？有我与你共战袍。天子发兵去打仗，整理戈矛，拿起兵器，我们一同上战场。然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重章叠句，酣畅淋漓。
读者不禁心生疑惑，这是要去打仗啊，是出征前的战歌啊，却为何要说“无衣”？为何要“与子同袍”，还要同穿内衣（泽）？
按照《毛诗序》的解释，《无衣》是一首讽谏用兵的诗：“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为《诗经》做注解的大儒毛亨、郑玄、孔颖达们，对这一“刺用兵”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疏笺注解，使其成为正统和权威。
《毛诗注疏》中是这么解释的：古时候朋友之间关系密切，就相互说，“我岂曰子无衣呼？我冀欲与子同袍”。以示双方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情意。君王与百姓的关系也是这样，君王若能“与民同欲”，同心同德，百姓自然愿为明君上战场，“乐致其死”。而君王平时不与百姓“同欲”，临战时才话“与子同袍”，这不是“同欲”而是“同怨”，所以百姓就要诘责。
有大儒盖棺，这种讽刺、讽谏之说长期占据主流。直到宋代，又出了一位大儒，看到了“刺”说的牵强，于是做出新解。这就是朱熹，他在《诗集传》中，用历史的观念，分析了《无衣》产生的背景：“秦俗强悍，乐于战斗，故其人平居而相谓曰：岂以子无衣，而与子同袍乎？盖以王于兴师，则将修我戈矛，而与子同仇也。”
照朱熹看来，“秦人之俗，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诗中所写，不是百姓的讽刺与诘问，恰是将士“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的豪情，是对秦人“强毅果敢”的褒扬。后人称其为“美”说，并大有追捧者。清代吴闿生认为，朱熹之说胜于旧说，诗中所透露的豪气，“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能及”。
春务早期的秦国，还是一个弱小的附庸国，地处周之西陲，频遭西戎侵扰，可以想见百姓生活贫弱艰难，常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之憾。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自然充满了激励鼓动的力量。秦人受周王之封，为周之附庸，其攻代西戎、政战列为的战事，自然以“王命”而动。所以“王于兴师”，是他们普遍认同的共同使命。清末王先谦说：“西戎杀幽王，是于周室诸侯为不共戴天之仇，秦民敌王所忾，故曰‘同仇’也。”
于是我们可见一幅秦人军民磨刀擦枪、舞戈挥戟、整装列兵的激昂场景，在“与子同袍”的鼓动之下，军士们“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的口号声振林越。
抛开历史上附着在《诗经》上的教化意义，我们仅从诗之文本、文气上去读去悟，两三千年前的诗歌，至今仍能引起人们强烈共鸣，在于其质纯朴实的语言，激越昂扬的情感，洋溢着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