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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闹过瘟疫，宋朝当然也不例外。翻开《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里面有对宋朝瘟疫的不完全统计：963年，湖南疫。975年，南土卑湿，秋暑多疫。992年，都城大疫。994年，京师疫。997年，江南多疾疫。1003年，京城疫。1010年陕西民疫。1019年，燕地疾疫。1033年，南方大旱，人多流亡，因饥成疫。1049年河北疫。1051年，南方州军连年疾疫，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人。1054年，京师大疫。1060年，京师民疫。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无论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
        每隔几年或者十几年，就会有一个地方爆发瘟疫，而每次瘟疫爆发，都会带走大量生命。“一州有死十余万人”，“死者十有五六”，多么惊人的死亡数字！
        宋朝没有显微镜，人们意识不到瘟疫是由病菌和病毒造成的，但他们一定注意到了瘟疫的传染性，他们意识到接触感染者和死者是一件风险很高的行为，很可能让自己也染上瘟疫。《宋史·孝义列传》描述了这样的现象：“亲邻畏远，莫敢营视……丧经月不收。”亲戚和邻居害怕感染，不敢探望病者，不敢埋葬死者，有的人死了，尸体在家停放一个月，都没人敢去安葬。某个地方有了灾荒，当地百姓为了活命，会向别处逃难俗称“逃荒”。某个地方有了瘟疫当地百姓为了避免感染，也会向别处迁徙，史称“逃疫”。逃疫能让一部分外逃者避开瘟疫，但是外逃者当中必然有人已经感染，他们会将瘟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口染上瘟疫。
        北宋大臣富弼总结过民众四散逃疫和官府救灾不当的后果：“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以前官府救灾，在城里定点施粥，让难民都来领取。结果呢？难民大量案集，擅疫迅速传播，有的人正排队领粥，排着排着，突然倒地不起，染疫而死。用这样愚套的办法服济灾民，弊大于利，后惠无穷，名义上是教人，实际上是杀人。
        富弼在河北当官时，黄河决口，几万人死于滔滔洪水，待洪水退去，尸体来不及掩埋，引发一场瘟疫。富弼不敢把逃荒和逃疫的难民聚集到城里，他采取了相对科学的措施：“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临时征用空闲的公房和民房，共十万多间，让难民分数居住。“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暂时开放国有山林和国有湖泊，让难民进去砍伐和捕捞，渡过无衣无食的难关。“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将无人掩埋的尸体搜集起来，集中掩理，减少传染源。
        《宋史·富弼传）对此有高度评价：“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富弼的方法既简便又全面，成了各地官员救灾抗疫的指南。
        范仲淹有一个小表弟，名叫滕元发，此人在山东郓城当官，听说安徽和河南闹瘟疫，预感到将有大量逃疫者来到他的辖地避难。他的做法与富弼相近：“先度城外废营地，召逾富室，使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并灶器用皆具，民至如归：”先在郓城郊区征用一批废弃的军营，然后让当地富人捐款建房，一晚上就在废弃营地上建起两千多间简易窝棚，窝棚里还砌了灶台，备了家具。逃疫者来到郓城，不必进城，在这些窝棚里就地安置，分散隔离，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滕元发与苏东坡是至交好友，苏东坡去杭州当宫，正赶上杭州闹瘟疫，苏东坡是如何应对的呢？（宋史·苏轼传）是这么写的：“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准备大量的米粥和中药，派差役陪着医生去各个社区送饭送药。“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又自掏腰包，捐出黄金五十两，建造隔离点，名为“病坊”，让症状明显的感染者去病坊居住，官方供应饮食。
        我们知道，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家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文章写得好，在抗疫方面也积极果断，条理分明。查《宋史·曾巩传》：”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江西爆发瘟疫，曾巩命令各县、各乡、各村和官道上各个国营招待所，统统置办药物，供病人取用。他还把衙门里的房子腾出来，让无人照顾的病人居住，由官府提供饮食和被褥，并派医生诊治。这些医生可以得到奖励，谁治愈的病人多，谁得到的奖励就多。
        苏东坡的父亲是苏洵，苏洵年轻时为了做官，曾经向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田况上书，而田况有一个侄子，名叫田昼，曾经在河南淮阳担任知县。淮阳爆发瘟疫，人人纷纷逃难，连田昼的副手都跑了。但是田昼坚守岗位，“日挟医问病者药之，遇疾卒，淮阳人祀以为土神。”每天都带着医生去给感染者治疗，结果连他也染上瘟疫，不幸殉职。淮阳人感激他，爱戴他，瘟疫过后，给他建了一座祠堂，把他当成土地神来供养。用现在的话讲，田昼这位亲民官，属于最美的逆行者。（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