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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常，吃过晚饭，俺娘就要招呼弟妹们睡觉。一是由于家里穷，晚上点灯缺少煤油，二是睡觉比到处乱跑抗饿。如今，俺娘照旧安排弟妹们早早睡觉，自己则要去寿长的屋里“沾光”，拿了鞋底去纳。她一边嗤啦嗤啦地拉线，一边跟寿长说说笑笑。俺娘很长时间没有这么笑过了，那么肆无忌惮。有时俺也想去凑热闹，俺娘总把俺支到邻居三菊子家里去。
        有一天早晨，寿长又代俺家批回了粮食，俺急忙走过去，说：“寿长哥，俺来帮你。”说着去解自行车捆绑口袋的绳子。这时俺娘走过来对俺说：“去饭屋烧火去！”接着腆着笑脸对寿长说，“寿长兄弟，多亏你帮忙，不然俺又要去粮所跑一趟。”等把粮食抬进屋里，又拿过一条手巾，为寿长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打扑着身上的尘土。
        俺向灶堂里添把柴禾，“咕哒咕哒”拉着风箱，偏头看着俺娘巴结的样子，心里突然冒出一阵醋意。
        一会儿，俺娘来到俺面前，说：“妮子，以后不要叫寿长哥，叫他叔。”
        俺疑惑地问：“叫叔？为啥？”
        俺娘说：“为啥？差辈份呢。”
        俺说：“差辈份？俺一直就这么叫，你咋没说差辈份？”
        俺娘说：“不管以前，反正以后你就叫叔好了。”说完，抬腿走了。
        看着俺娘一扭一颤的身姿，心里突然跳了一下，难道……？心开始突突地冲撞胸腔，俺的脸一下子热得冒火。
        冬天来了，北风呼呼地吹。俺娘买来绵软的窗纸，打了浆子，把南屋的窗户糊上。还用红纸剪出“喜鹊登梅”和“龙凤呈祥”的窗花贴在上面。红色的窗花一下子把旧房子点亮了。
        贫嘴的三万叔来串门，说：“嫂子，你咋把这屋子收拾得像新房啊？”
        俺娘剜他一眼，假装糊涂地说：“什么新房啊，几十年的老房子了。”
        俺小弟弟问：“娘，咱这屋的窗户上咋不贴一张？”
        俺娘摇摇头，说：“咱那屋有啥好贴的？”
        数九寒天，生产队没有活干了，按照公社的指示，寿长哥——哦，不对，该叫寿长叔了——开始组织村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办学习班，学《毛泽东选集》，读《人民日报》。不光白天学，晚上也要学。
        寿长叔读书读报，字正腔圆，像给学生上课。俺也想去听，俺娘制止了，说：“咱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去听啥？”
        这天晚上，俺娘从大队卫生室要回一个玻璃输液瓶子。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件，一般人是讨不到的。瓶子的主要用途就是晚上暖被窝，这种瓶子灌开水时不容易炸裂。弟弟妹妹如获至宝，争抢着，俺娘一下夺过去，放进箱子里锁了起来。到了晚上，弟弟妹妹用来暖被窝的仍然是焖在灶堂灰里的那两块大青砖，而那瓶子早被俺娘灌满了开水揣在怀里送到南屋里去了。
        俺娘这一举一动当然逃不过俺的眼睛。因为俺早就进行盯梢了。俺十八岁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让俺对男女之间的隐秘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激动，甚至充满了某种期待。虽然俺时常对这种偷窥感到羞耻，有种犯罪感，但总也控制不住。
        俺家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隔三差五的，能每人吃碗面疙瘩汤了。这当然是寿长叔的功劳。他先在粮所把返销粮地瓜干买成玉米，再用玉米换成粮票，然后用粮票买成面粉。就这么一转圈儿，地瓜干换成了面粉！俺娘站在一旁，看着弟弟妹妹们贪婪而又细嚼慢咽的吃相，欣喜的目光从厚厚泪水后面射出来，感慨地说：“遇到贵人了，遇到贵人了！”
        可没过多久，俺娘就跟“贵人”闹翻了。        
        那是一天晚上，寒风咕咕呜呜地刮着，雪花纷纷扬扬地下着。俺从门缝里看到俺娘又揣了热玻璃瓶子溜进了南屋。进屋不多久，屋里的灯就灭了。俺的心窝里突然有只小兔子蹦跶得不行，一种不可抑止的冲动让俺披上棉袄，悄悄地来到南屋窗下，竖起耳朵捕捉着屋里的声音。这时，南屋的灯突然又点着了，接着就听寿长叔说：“嫂子，你这是干啥？不行的，不行的！”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