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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大队根据杨团的情况及当时的形势，为了少树敌，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日寇与铁杆汉奸，即决定与他建立统战关系。使他尽量保持中立，等时机成熟时，再改造这支部队。为达到这个目的，朱宝承决定亲自去做杨的工作。
        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朱宝承和县政府教育科长王春华来到崔寨附近黄狗庄，按约定在一个中药铺里和杨见了面。为防止意外，从县大队挑选了二十多名班长以上的战斗骨干，全部使用短枪，负责保护。王启元县长和副政委刘挂阳带县大队主力在离黄狗庄七、八里路远的地方集结，以防万一。
        村朱宝承和王春华二人来到药铺前，杨明章身着中山装已在门口迎接，三人寒喧几句后，一起来到后院。只见大院里杨的卫兵三十余人列队站在院里，双手提着盒子枪，两挺机枪架在张方桌上，十分威风。朱宝承和王春华从容地走进客厅后，向杨明章质问道：“你的部队好威风，看来我们是赴鸿门宴来了。”杨很尴尬，假装不知，喝退了卫兵。随后，杨明章给朱宝承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和关向应是同学，“七·七”事变后还到过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过，后回家从事抗日工作。现在的灰色面目是不得已，希望从政治上多指教等。朱宝承知道他是一个言左而行右的两面派，为了顾全大局，并不揭穿他的自我标榜，便向杨提出改造他的军队的意见。杨明章借口改造部队需要时问等理由，不肯明确答复。后朱宝承又提出建立友邻关系，他必须答应三个条件：第一，县大队在南二区活动，杨我两面部互不攻击：第二，不许迫害我抗日家属：第三，允许我侦察员在杨的辖区活动，不准干涉。对以上三个条件，杨都满口答应，只是要求我方在杨区的活动方式要灵活一些，三人谈了一个下午，基本上还算融洽顺利。杨答应了保持中立的建议。
        到了晚上，这个平时花天酒地的公子，端上一盘又干又冷的火烧当晚饭，还口称“抗战期间，生活艰苦”。朱宝承二人并不在意，心里却想，这家伙还真会装蒜。晚上十点左右，杨突然提出：“你们枪支弹药足不足？”为表诚意，特给你们准备了点枪支弹药。”朱宝承心想，我们的弹药的确缺乏，但这家伙是试探还是真给还不清楚，便说：“我们县大队子弹多得是，打没了就到分区去领。既然贵军一片诚意，我们怎好拒绝，过几天请把它送到武大庄我县府交通站怎么样？”杨满口答应。几天后，杨履行了诺言。十点左右，谈判结束，朱宝承和王科长回到了县大队，同志们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见他们回来了才松了一口气。
        通过黄狗庄的谈判，基本上稳住了杨明章，使县大队腾出力量往东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待到解放战争时期，杨团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我军才给予严厉打击。杨明章南逃，投入了国民党反功派的怀抱，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在济阳二区平棚店，有一个伤团，约一百五十余人，其头目是本街的卢万五。这个团是由卢万五一手发展起来的，其成份都是当地的农民，在日寇侵占济阳不久，便投降了日寇，在平棚店安了据点。这支土杂武装，战斗力较弱，受其它杂团的排挤。在对我军关系上，由于惧怕八路军的威力，加之卢万五和县大队副朱宝承是街坊，两人过去比较友好，所以，对我县大队开辟济阳工作基本上妨碍不大，甚至有时还通过关系暗地里卖给县大队一些弹药，在日寇集中力量扫荡时，也曾保护过我抗日家属。县大队对待卢团的态度也非常明朗，只要不影响县大队的行动和抗日工作，尽量保持缓和气氛，在适当时机争取该部反正。
        一九四四年七月，县大队在二区一带活动，平棚店伪军教练王占鳌派人秘密地给朱宝承送来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说：伪军准备撒掉平棚店据点，将其守军全部撒到县城。卢万五去济南看病还未回来，据点由他侄子卢代彬负责。王教练还表示他准备和县大队里应外合，争取卢团反正抗日。王教练是二区张稷若村人，当时有五十岁左右，行伍出身，“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家乡，受卢万五邀请做了卢团的军事教练。后因与卢万五在兵权问题上产生了一些矛盾，失去卢的信任。前些日子，在邓霍二庄被我县大队俘虏时受过我军教育，思想有了变化。 （待 续）（据《济阳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