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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的日记中，有多处关于干部吃饭问题的记载，让人印象深刻。
        1937年秋至1938年秋，谢觉哉被派往兰州担任党代表。这一时期，他的日记的对国统区的吃饭问题着墨颇多。
        全面抗战伊始，国民党员依旧未改其脱离群众的本色，甚至在吃喝问题上发展到对群众巧取豪夺。谢觉哉在1938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樊先生来谈兰垣腐化情形，招待约二百苏联人员，伙食每天可剥削五百余元，每人每天四元八角，实际不过两元。伙食如此，其他可知。”
        国民党军队不得民心。谢觉哉在1937年底的日记中写道，“杨云凉州军队万余，每人日食面一斤半，马数千匹，每匹日食料三升”，“均向人民摊派，供摊派者计六县，群众苦不能言”。在1938年2月的日记中，谢觉哉生气地写道：“一些无心肝的官吏有的说‘明天就要牺牲，今天应该享乐’；有的说：‘大局不甚稳了，趁时会抓几个吧！’贪官土劣狼狈为奸，怨气冲天，多数人民朝不保夕”。
        1938年9月，谢觉哉终于回到延安。抵延不久，谢觉哉便向边区建设厅的人了解民情。在9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晤建厅刘厅长说今年垦荒达六万多亩，估计今年秋收可够两年食用，一般民众穿吃不成问题。去年青黄不接时有欠食的，现已没有。延市人民生活一般比机关好。”
        虽然大生产运动帮助边区丰衣足食，但边区政府并非经常宴客。在1943年2月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阳历新年边府没有请客，阴历新年边府和边参共请了一次，七桌，此外就没有请了。其他机关也少见请客。”
        直到抗战后期，延安干部饮食仍未与普通群众拉开差距。谢老1944年2月的日记记载了延安南区经济调查报告：“年消费肉类36740斤，7340人，平均每人吃肉五斤；植物油73480斤，每人10斤（吃和点灯）。而延安南区王家沟村十二家农户及南区四家经营副业的，调查则为富裕农民年吃肉14.2斤，中等农5.2斤，较贫农4斤，经营副业的14.7斤，平均为9.4斤。”谢觉哉说：“我们供给标准，大灶月吃小秤肉二斤，一般说，不低。不过农家饭的作法比我们好。”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前，边区个别单位供应较为紧张，一度出现以低价购买群众商品的现象。谢觉哉批评某单位总务部门：“总务处对供给的计划与预备有异常成绩，如萝卜、白菜每元购六十斤以上，市价仅（能购）二十来斤。”
        作为高级干部，谢觉哉自己也开展劳动，体会农民的不易。他在1943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我到北方才感到这句话意义的严重。南方温热期长，虽然下种要及时，但迟几天同样可以成熟，北方就不然。去年我们种的洋柿子、大辣椒，都未黄熟，就遇到了霜天，萎了。”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在这一方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解放战争初期，友人陈行健给谢觉哉写信，谈及在前线的见闻，唏嘘不已。在1947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谢觉哉誊录了来信内容：“在翻身运动得到利益的群众中，我们常看到笑脸与真诚的接待。我在饥饿时候，吃过他们碗里正在吃着的面条。同时我也遇到没有翻身群众的白眼，当我饥饿时候，向他们要开水喝没有，要饭汤喝没有，要在他们正在剥皮收藏的一大堆柿子中吃几个不行，只给坏的、脏的、烂的、不熟的吃……”显然，共产党人收获的民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踏踏实实争取来的。共产党人能够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是在战场上打败了他们，同时在餐桌上也打了胜仗。    （摘自《紫光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