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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才紧握一颗日本手榴弹，盯着远处的汽车，小声向身近的一个战士说：“汽车靠近后，先打前边的汽车司机。”在汽车高伏击点三十米远时，“砰”的一声枪响，前面的汽车头一歪，嘎地声横停在大堤上，开车的鬼子当场毙命。这时，十几名战士一齐向敌人开火。车上的八个鬼子刚刚跳下车，就有二个鬼子和一个机枪射手被手榴弹炸死。这时，王其元、刘传尧听到大堤上有枪声，急忙带四小队赶来。剩下的五个鬼子见势不好，向黄河滩逃窜，在四小队的追击下，涉河而逃。
        这次伏击战，缴获汽车两辆，机枪一挺，其它物资若干。击毙鬼子三名，俘虏一名及军妓数名。四小队从此名声大振，为此受到了分区的表扬。
        在烽火连天的一九四四年里，我县大队神出鬼没，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攻据点，反抢粮，打伏击，使敌人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县大队一天比一天强大。指战员们风餐露宿，英勇顽强，在战斗的洗礼与胜利中，迎来了一九四五年元旦。
十一、血战坡杨家 烈士垂千古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县政府所在地李家坊子村，锣鼓喧天，灯火辉煌。男女老少，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分区与县政府按农历正月十六群众闹花灯的习俗，在此搭台唱戏三天，庆贺全县军民共同取得的胜利。演出前，分区副政委何郝炬和王其元县长讲了话，分区首长提出了一年内消灭日寇的口号，使人民群众倍受鼓舞。为了实现这一伟大计划，自去年冬至今，我县解放区内一方面展开反奸诉苦运动，并结合反贪污、反恶霸，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群众运动，以巩固解放区，支援全国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我县大队配合分区主力部队，逐渐对日寇展开外线作战，积极准备向城市和交通要道进攻，迎接全国大反攻。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朱宝承同志离开县大队去军区参加渤海军区的整风学习。不久，副政委刘桂阳也到分区学习，分区派杨剑鲁同志临时负责县大队的领导工作。
        这时，日寇为了扭转败局，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其驻华特务机关“泺园公馆”，组织了一支专门对付八路军的机动部队，因左臂佩带三角符号，号称“三角”部队，由从前线抽掉回来的班长以上的战斗骨干组成。他们人数不多，作战时全部化装，摩托化行军，经常利用长途奔袭，速战速决的战术，袭击我军。济南的“三角”部队经常到我县境内活动，为此，军区向所属各地武装部队下了通知，以引起警惕。由于我县大队没有及时的接到通知，加之环境的好转，在部分干部战士中产生了一些轻敌思想，使县大队在抗战胜利的前夜受到了一次重大损失。
        一九四五年三月，县长王其元带县大队四、五小队住五区东、西瓦屋头村。一天清早，听群众讲，索庙附近有百十个伪军活动。当时认为伪军没什么战斗力，一击即溃。在没搞清敌情的情况下，部队没顾上吃早饭，急忙集合出发，从邢家渡过徒骇河，一路急行军来到尚家坊子附近。侦察员孙永福和杨XX二人回来向王其元报告说：“在索庙西北方向发现百十个敌人，正在开饭，可能是张子谦的残部出来抢东西。”王其元一面让他俩继续侦察，一面组织部队向前迎击。初春的田野，一眼望去能看好几里远，但由于轻敌，部队在向坡杨家行进中，没有采取伪装隐蔽措施，人员、装备及行动路线和战斗企图，均已被敌人从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上午十点左右，化装成老百姓的鬼子，驭赶着从索庙出来的群众往西涌来。狡猾的敌人跟在群众后面，有的骑着驴，有的穿着女人衣服，把机枪和掷弹筒裹在棉衣里面。双方接火后，王其元县长和四小队队长刘传尧都感到不对劲：往日伪军见了县大队跑都来不及，这次反而从东北、东南分两路冲过来了。这时，两个小队都已投入了战斗。四小队两个排和五小队分别从坡杨家村东南头和东北头向敌人发起攻击。四小队三排由指挥员陈贯德（王子平已牺牲）率领，向敌后迁回。刹时，枪声、炮声连成一片。王其元将指挥所设在坡场村的一条胡同头上，看到敌人打来的炮弹十分准确，知道是遇到了强手，不是伪军，而且也不是后来进中国的新鬼子，而是一伙作战经验十分丰富且又装备精良的老鬼子。王其元知道情况危险，急忙命令部队边打边撒，掩护县政府机关转移。
        坡杨村位于索庙西三四里处，是一个不到二百户人家的村子，村西有片枣树林和一条通往田家屯的交通沟（当时为了部队行军，在各主要村庄之间，都挖有二米宽一人多深的沟，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交通道）。这时，四小队被鬼子的火力压到一个干涸的湾里。鬼子占据了村外的一片小松林，掷弹筒不断向湾里打来，有不少同志当场牺牲。                      （待 续）
                                            （据《济阳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