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阳掌故杂谈
也有些县政长官尽管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会是人民的公仆，但他们或者比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做了一些好事，或克尽职责励精图治，在任有所作为，人民群众都给予赞颂甚至爱戴他们。如乾隆二十五至三十五年（1760——1770）胡德琳一任，曾不辞跋涉之苦，勘查境内地势，兴修河渠宣泄积涝，以及“提倡风化、振兴文教”，修篡县志等，群众交口赞扬。又如道光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43---1844）杨汝绶一任，旧志称他“秉性柔和，吏事谨慎”。他在济任职期间，时值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内外交困，加剧了对人民群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搜刮。上峰对赋税逼索甚急，杨“宁受上宪谴责，不忍压迫邑民”，终任奉行“不扰民”的宗旨。所以他调离济阳县时，“济邑民饯送，脱靴以志去思。”可见尽管是封建官吏，其职能是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但清官还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再如民国十七年（1928）杨光衡一任也是受称道的。杨光衡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至山东之后，国民革命政府委派的第一任济阳县长（以前的十余任民国县政长官是属北洋军阀政府的）。莅任以后，改革北洋政府的腐败政治雷厉风行。对发展本县经济文化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修筑道路，架设电话线，扒庙毁神，倡令妇女放脚，大力兴建学校等。任职不到一年行政实效不少，群众惋惜他去职太早。
六、疆域人丁
金代济阳疆域已无可考。元代至元二年（1265），临邑县新市一带计1246户划入济阳。明、清两代疆域无大变迁，据旧志记载县境都是“广一百四十里，袤六十五里。”广是指东西宽，袤是指南北长，这里都是就直线最长处而言。根据济阳县历史沿革的大体情况推断，自金至清的县境面积要比现在略小。民国二十三年时，县境面积是3200余平方里，合800平方公里，比今天的面积（1076平方公里）还小200余平方公里。今天济阳县的版图所以扩大，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人民政府几次调整各县疆域的结果。
民国以前历代的济阳人口并无具体数字，因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关心的是赋税的敛收，徭役的征调，所以当时只统计丁数，不统计人口总数。丁是指能负担赋役的成年男子，历代对丁的龄域规定也不一致，所以今天很难据以推算出比较确切的人口数字。现在仅知道的是金代置县时全县18400多户，估计在10万人左右。元代人口增长不快，元末明初战乱频繁，疾疫流行，抿说山东一代几无人烟。明朝稳定之后采取移民措施，自直隶省（今河北省）枣强县向济阳迁来人口，想来也不会甚多。明代末叶万历三十七年（1609），全县计有39802丁。假设当时的人口为丁的3倍，全县人口仍在10万左右，清代自开国至雍正朝人口增长缓慢，乾隆朝开始剧增，乾隆三十年济阳共计49749丁，县内人口估计已达15万人。经一百三十多年至民国十七年统计人口时，全县已达55781户，279977人了，又增长了一倍左右。
七、行政区划
济阳置县以后的基层行政区划是乡、里、约。清代全县分东、西、南、北4个乡，乡下辖48个里，里下辖156个约。清末将4个乡改为8个区，即城区、蒿庵区、景贤区、滨骇区、苍屏区、闻韶区、石门区，区下仍有156个约，另有49个官庄村未编入约，直属各区。民国十九年调整了区的范围，使各区的大小接近平衡，并改用序数命区名，即按上述各区排列的顺序分别改为第一至第八区。民国二十年将约改为乡镇。按当时的规定，一百户以上的街市编为一镇，不满百户的街市编为乡；百户以上的村庄编为一乡，不满百户的须联合其他村庄编为一乡。但在实施中因受旧习惯的影响及地理条件的限制，有些不满百户的街市和村庄也分别编为镇或乡了，因此乡镇很多，全县共计30镇、222乡。这一区划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战争前的区乡并不包括今天的崔寨，青宁两乡，因为这一带在当时还是历城县地，到了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6月才划归济阳。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所谓官庄村。据资料记载官庄村的来由是，明初由枣强县向本县移民时，先来的占据了高原白壤地带，晚来的只好居于低洼之地。低洼处不但易涝，土质也不好，因此生产能力低下，群众生计艰难。后经官府查勘，对全县境内生产条件最差、生活最贫困的42个村庄，减轻赋税劳役，称之为“官庄”（村名不一定叫官庄）以区别于一般村庄。后来这些官庄的村落有所变化，旧村繁衍出了新村，所以到了民国时期全县已有47个官庄村了。由于人民群众的辛勤开发和自然条件的变化，官庄村逐渐改变了经济面貌，但赋役负担仍然较轻，于是一般村庄与其攀比，为此常常发生争执。至民国十七年时县政府将官庄村取消，令其赋役负担与一般村相同，并编为11个约，按其所处位置分别归属景贤、滨骇、苍屏、闻韶。仁风区内，全县即为167约。
八、历代县志
地方志中的县志是记述一个县的自然、社会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志书，是一个县的重要资料文献。它的功用在于“资政、教化、存史"，也就是说要为治理一个县提供借鉴资料，教育人民，保存历史资料（社会主义新县志的功用是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益于后代）。旧县志当然有美化封建统治阶级、资料失实等弊端。但一般说来，志书是特别强调资料真实，秉笔直书的，又是当代人修当代志，多是当地人写当地事，官府对志书又不像对国史那样严格审核，肆意删改，所以从总体来讲内容还是比较真实的，一向被誉为“信史”的，即真实可靠的历史。我县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字资料就是本县的县志保存下来的。
由于地方志有上述功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修纂地方志，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一项优秀文化传统。明、清两代修志事业最为兴盛，清乾隆皇帝就颁发诏令规定地方志必须定期修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县自明代开始至民国时期，先后编修过五部县志。
第一部，明成化《济阳县志》。由知县张端修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张端字孟庄，昆陵（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于成化十九至二十三年任济阳知县，政绩有声，不仅修葺县城，而且搜罗旧闻，草创“邑乘”（邑，即县；乘即志书）。这次修志因是本县修志的首举，置县后三百五十余年的资料多已散失，所以这部志书的内容、体例都比较简单。成化县志早已丢失，现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无收藏。
第二部：明万历《济阳县志》。由知县侯加乘主修，邢其谏编篡。侯加乘，晋解梁（今山西省运城县）人，万历三十六至三十七年任济阳知县，政绩卓著。邢其谏字信卿，号蔚山，山东济阳城西南邢家村（今属济阳镇）人，贡生，曾任知州等职，在出仕前修万历志。万历《济阳县志》共十卷，约计五万字，成书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木版印刷。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木版刻印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手抄本。 （待 续）（据《济阳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