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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回家，带着小侄子在屋后的广场玩耍，有个和小侄子年龄相近的小女孩甚是彪悍，一语不合便拳脚相加，小侄子胆怯之余抱定了好男不跟女斗的信念，退了又退。在一旁作壁上观的母亲怒其不争，恨恨地回头对我说了一句：“这个孩子真像你爷爷！”我一时语塞，略带着隐痛和潮湿的情绪慢慢爬上心头。
        除了每年春节挂在堂屋正中的年轴上那个极为熟悉的名字，爷爷留存世间的东西几乎踪迹皆无。胡同深处，他住了几乎一辈子，生活了几乎一辈子的老屋早已改换门庭，成了村里另一户张姓人家的宅基地，他们推倒、压平那座土坯垒成的低矮老屋，在原地盖起高大宽敞的新房。堂屋门口十几年花期不改，五月榴花似火的两棵石榴树被毫不留情地砍伐，辜负了每年如约而至的多情蜜蜂和蝴蝶。院子中央两棵年年秋季挂满红枣的枣树更是难逃厄运，成了不知谁家使用的家具和炉膛下升腾的火焰。每每读到鲁迅那句“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总会惆怅莫名。
        搬出胡同的爷爷后来住在父亲的院子里，那栋房屋是父亲年轻时的骄傲，那是村里第一栋瓦房屋，曾无比荣耀的矗立在村里人的记忆和母亲一再说起的往事里。爷爷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去世后，空下来的房屋和院墙渐渐坍塌，变成了叫做“废墟”的土堆。几年后，弟弟铲除废墟，在原地盖起了一栋上下十间的二层小楼。爷爷生前一切有形的东西，都被深深地埋葬在时光里，无处可寻，无处可觅。
        爷爷一生谨小慎微的近乎战战兢兢，耿直正义的近乎傻里傻气，固执守旧的近乎不可理喻。他年轻时是村里生产队的队长，对，不是村长。每次看到电视剧里一口一个“村长”的称呼，我都觉得无比好笑，也无比别扭。当时，我们村里有两个生产队，爷爷是其中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他是一个老党员，党龄比父亲的年龄还长，又识文断字，据说还在外地做过区长，后来因为家里孩子多，奶奶一个人没法照应，他便请辞回了老家。这抉择让现在的我们无比诧异也不能理解。我从未听他说起那段经历，也从未听他提起那个抉择背后的思量和得失。我只知道，爷爷在生产队里有个人尽皆知的外号：“治不了”。因为他无 论对人对己从不肯徇私，也从来不讲人情。公与私，于他比楚河汉界的界线更要清晰，比一把标尺衡量的刻度更加标准。
        六十年代，恰逢全国自然灾害，连年的大水，淹没了许多村庄，也淹没了许多人。面对着遍地洪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背井离乡，期望着在异乡的土地上能找到活下去的道路和希望。留在村里的人则为了家里嗷嗷待哺的几张嘴，开始想方设法地顺手牵羊，生产队里的一把把粮食、一个个红薯，被偷偷藏在衣服里变成各家锅里能活下去的三餐。
        身为队长，爷爷本可以有更多的便利喂饱家里饥饿的四张嘴。可村里人眼睁睁看着奶奶带着大姑姑和父亲外出讨饭，把父亲送给了外地一户人家，好让父亲有一条生路；看着年龄最小骨瘦如柴的小姑姑，整日坐在枣林里，仰头等着捡拾有风吹过时偶然落在地上的干枣充饥，也不见爷爷往家里拿一粒粮食。有人不忍，好心劝爷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那么傻气，却被爷爷严词拒绝外加严厉训斥，肚子空空的他正义满胸，信仰满心：“拿一粒生产队的粮食也是偷窃，我是队长又是老党员，饿死也不能干。我也不信治不了那些偷窃的人。”由此，那个人尽皆知的外号“治不了”开始偷偷流传，口耳相传间是无数人的窃笑和奶奶一生的心酸。奶奶一向是个很隐忍的人，许多年后每每和我们说起当年的经历和不易，话语中的抱怨几乎轻地听不出来，只有眼里的泪水显而易见。倒是爷爷，每次提起往事，一脸地坦然和理直气壮。
        家里四个孩子唯一没有挨饿的是少小离家，外出求学的伯父。他得益于外公的厚爱和资助，几经辗转后在青岛立业成家。在那个任何东西都需要凭票购买的时代，人在青岛，身在官位的伯父自然成了村里人以为可以疏通的门路。但随着一个个求购自行车、彩电的人被伯父一一拒绝，渐渐地，一些语带讥讽，含沙射影的冷言冷语开始有意无意地穿门过户飘进我们家里。伯父写回的家书里偶尔会提及村里人不合规矩的请求，除了文字里十分的歉意，其余皆是坦然。爷爷的回信亦是理所当然，至于村里的冷言冷语，则只字不提。每次回乡，伯父总是带着哥哥回家，也总是训诫他要多听听爷爷的经历和道理。听来听去，其实爷爷的道理就是一个词：公私分明。每每爷爷慷慨激昂，长篇大论，我和哥哥都昏昏欲睡，不甚了了。
        留在家里的父亲十八岁入党，成了村里的会计，自学的一手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顶着全村人怀疑的目光，他一夜点了三灯炮煤油算出了村里家家户户一年的公分、钱粮账目，贴在村里最显眼的墙上，精确到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后来，他做了二十几年的村支书，也是一贯地账目清晰。分田分地，我们家的地从不比人家更肥沃，有优势。村里被占用的公地，所有的赔偿款目，亦是人人受益，笔笔有据可倚，从未让人有半点的怀疑。父亲常说，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心安，心安了每晚躺在床上才能睡得踏实安稳。
        再后来的我们，骨子里都有一股莫名地傻气，不会勾心斗角地算计得失，不会斤斤计较地贪图便宜，更不会一味求利地不择手段。爷爷当年被人笑话的傻气，就这样透过言传身教，透过血脉相传，无形中影响着、教育着我们家几代人，而看着儿女们比五官更正的“三观”，我们有理由相信：爷爷终其一生坚持的“傻气”将会弦歌不辍，薪火不断。
        南北朝时，徐勉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相信爷爷的遗留必将让我们受益终生。爷爷，是第一个让我知道何谓“公私分明”的人，却也是唯一去世的亲人里，我没有参加葬礼的人。这几乎成了我心里永远抹不平的遗憾。
        有生就有死，有存在也必定有消亡，这是万物诞生以来颠破不灭的真理，从无例外。可世间总也有存在于时间之外，不死不灭，不腐不朽的东西，比如绵延不绝的文化，比如永不熄灭的理想，比如深植于心的精神，还有代代相传，无处不在的家风。
        中国传统文化，概括起来也不过四个字：“诗书礼乐”。从孔子庭训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我们不禁恍然，家风、家训，原是传统文化的最核心。它随着时光，随着历史，随着朝代更替，随着诗书礼乐，润物无声地教导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崇忠孝，尚节义，明礼仪，知廉耻。从志存高远的周公“诫伯禽”、诸葛亮的“诫子书”，到德善传家的曹操“诸儿令”、司马光“训俭示康”，到大家风范的范仲淹“告诸子及弟侄”、朱熹“与长子受之”，再到学海无涯的欧阳修“诲学说”、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他们流芳千古的何止是文章，更是文章里的字字家训，句句家风。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