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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笔者写成《济阳籍北洋上将卢永祥》，发表于《济南日报·新济阳》。（载2019年4月23日，第4版）限于篇幅，舍弃了一些与卢永祥有关的文献资料，今择取若干，分为三类，凑泊成篇，期冀读者对我区卢永祥有更全面之了解。当然，卢永祥叱咤于北洋政坛十馀年，林林总总说不尽。小文难免挂一漏万，祈请读者谅解。为便于查找翻阅，部分文献随文注明出处。
        一、刻书修志，多处捐金。小文《济阳籍北洋上将卢永祥》曾提及卢永祥“关怀桑梓，续修县志”，实则卢永祥慷慨义举，并不局限于济阳，而是多处捐款。1923年，卢永祥翻刻《玉川子诗集》，蓝印本，五册。卷首《玉川子诗集序》云：“《玉川子诗注》五卷，为有清康熙间仁和孙晴川先生所纂。阅岁二百有馀，传本较稀。永祥治兵浙中，遂为重刻。夫范阳之卢，在唐为盛，永祥虽托远宗，未敢附于华胄。重刻之旨，欲使故籍名篇出于蠹烬之馀，继此以往得有传本而已。杭县孙康侯舍人峻既为校刊，成《校勘记》一卷，附于卷后，为力甚勤，用并志之。癸亥二月济阳卢永祥记。”孙峻《玉川子诗集跋》云：“济阳卢上将来督吾浙，治军之暇，新名贤祠，刊《杭府志》，征文考献，都人士播为美谈。”
        《杭州府志》卢永祥序，共四百五十馀字，兹不具引。附列“捐赀题名”，列名三十人，共募捐七千六百元，其中卢永祥捐三千元，几占四成。《民国长清县志》卷十三“外徙”条载，“卢永祥，原籍长清，后徙居济阳县城东举人王庄。于民国十二年重修文庙，适值在浙江督军任内，捐大洋一千元。后城东北重修兴福寺，捐大洋六百元，可谓不忘故里。”（按，卢姓起源于长清，故县志有“原籍长清……可谓不忘故里”之语）又如，1916-1921年，前后两任浙江督军杨善德、卢永祥发起募捐活动，主持重修杭州岳飞庙。1923年，重修济南后宰门街关帝庙，卢永祥捐一千元。
        卢永祥所作《玉川子诗集序》、《杭州府志序》，梳理版本流传，文辞斐然，当非其亲笔所为。《民国广德县志稿》收录“附前浙江督办卢永祥子嘉诗”二首，亦当如是。有两条资料可兹佐证。《绮情楼杂记》载：“鄂人李继桢（号希愚，为国会议员）学识渊博，尤擅文章，下笔淋漓酣畅，如走龙蛇。永祥初督浙时，罗致幕中，优礼有加，凡有政治电文，皆由李主稿。”（九州出版社2017年，页6）《南社丛谈》谓：“在南社诗人中，以冲和澹远胜的，当推黄晦闻和贞壮为巨擘。……（贞壮）此后又历参朱瑞、卢永祥戎幕。实则贞壮擅词章，于公文程式，非其所长。……仅委以应酬诗文题序而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38。按，贞壮即诸宗元，浙江绍兴人，1923年入卢永祥幕）李继桢、诸宗元等幕僚，为卢永祥起草公文诗序，由卢永祥具名发出。此种捉刀代笔现象，实为平常不过。
        二、齐卢之战，兵败之由。《世载堂杂忆》“曹锟之覆败”条载：“曹锟贿选，被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孙先生与张作霖、卢永祥，成反直三角同盟阵线。孙先生督师北伐……时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两江巡阅使齐燮元、闽督孙传芳，皆属直系。卢永祥处于包围形势中，最先反对曹锟窃位，于九月四日，通电出兵，令何丰林攻苏，战于浏河、黄渡、昆山等地，更绕道占宜兴，窥武进。不意是月十九日，孙传芳由闽入浙，浙军夏超等与孙相结，永祥无归路，解职赴日。”（中华书局1960年，页228-229）因夏超叛变而兵败。
        《绮情楼杂记》“齐卢战争中之陈乐山”条载，“卢师初甚利，嗣因浙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忽于松江叛变，通电倡和，驱卢下野，卢遂一蹶不振，败绩而退。先是陈任第四师师长时，于沪上识某巨室下堂妇，两情缱绻，将纳为簉室。事为卢氏所闻，颇不谓然，因贻书规劝，陈不听，卒营金屋以贮阿娇焉。……陈本武人，遽住此温柔乡，乃大惑，凡妇所言，无不听从。……苏浙战事既起，陈方驻松江，一日拟赴前敌指挥，妇忽力阻曰：‘妾之事将军，为百年计也，今将军位至师长，富有多金，正宜与妾共乐馀年，何尚冒险于弹烟之下？万一不讳，将焉置妾？’陈志夺，遽反戈，卢失此股肱，遂全师熸焉。”（页28-29）因陈乐山叛变而兵败。
        《民国衢县志》卷九载：“九月四日，两军在仙霞关接触。闽军先开一排枪，浙军即还枪攻击。开火数小时，因距离甚远，双方均无死伤。浙军以人数较少，旋即自退数里。闽军乘势前进，浙军复据险回守。时有炮队长通款于孙，潜将危险处炮上之重要机件卸下，迨孙军攻至关下，浙军遽失其利器，无所凭藉，纷纷溃退，闽军孟昭月之第一支队分支队韩团遂占领仙霞关。……有仙霞关之险可恃，纵不能战，或尚足以守，而不料其失守竟如此之易也。”因某炮队长叛变而兵败。
        论者多谓卢永祥放弃浙江、退守上海，军事战略有误。但也有学者认为，卢永祥之所以迅速放弃，其实亦体现其不愿浙省遭兵火之灾。卢永祥在退出杭州前，曾向外界表示，“视浙江为第二故乡，不忍将大好浙江由我糜烂”。故而在军队力量未受重大损耗情况下，卢永祥突然宣布下野，东渡日本。（冯筱才《“军阀政治”的个案考察：卢永祥与一九二0年代的浙江废督裁兵运动》，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十九期，台北，2002年5月）卢永祥曾在属下军队中散发佛教经文小册子，以其教义训导兵士。由此以观，此说亦似有据。
        三、部下犯忌，名节有亏。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鉴于山西乃京畿之屏障，袁世凯派卢永祥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卢军攻陷娘子关，占太原。而后南下，攻陷赵城，纵兵焚烧抢劫。（据说因赵城军民抵抗最为激烈，致卢军残暴报复）卧病在家的张瑞玑目睹惨状,义愤填膺,当即致电山西巡抚张锡銮,对其纵容卢部的行径予以痛斥。赵城绅民仿西湖岳飞庙前秦桧铁像，铸卢永祥双膝跪地捧元宝铁人像，置于赵城南门，任来往行人唾骂踩踏。铁像左肩镌“第五混成协协统”，右肩镌“山东著名之盗贼”，腹部镌“卢贼永祥”，背上镌《铁像铭》，四言二十八句，其中有“汉族之贼，满清之奴，厥名永祥，其姓曰卢。山东巨盗，袁氏走狗，贪财好色，无赖游手……镌字在背，不磨不灭，唾骂千秋，冤哉顽铁”等句。（《阎锡山大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124-126）张瑞玑又做《卢永祥铁像歌》、《致第五混成协协统卢永祥书》，对其强盗行径给以猛烈抨击。
张瑞玑撰《乔铁髯墓志铭》载：“辛亥冬，君同余由朝邑渡河东归，抵家不数日，适卢永祥率军南下，过赵城焚掠三昼夜。余家搜括无遗，君家亦被劫。卢军退，君见余曰：‘穷如我尚有物供贼劫，亦大奇事。’余曰：‘所劫不去者只一穷字耳。’相与大笑。”（《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洪洞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年，页1130）张瑞玑撰《先妣王太夫人墓志铭》亦有类似表述。（《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洪洞县卷》，页1125）但卢军到洪洞后却军纪严肃，还将抢来财物供奉到同根滋生的二代大槐树下。因为这些官兵多是冀鲁豫人，视洪洞为老家。祖宗坟墓所在，不敢造次。笔者小时候多次听老人说起此事。
        卢永祥作为济阳前贤，小文本该“为尊者讳”，不必提及赵城铸像之事。实因本着客观全面的态度，故而无意刻意隐瞒。卢永祥心系济阳民用基础建设，为老百姓办实事；多次慷慨捐金，刻书修志，重建寺庙祠堂；政治开明，顺应潮流，舍弃一己之私，力促中国统一。贾逸君评价说，“（永祥）务为持重。又善审利害，行事每洽舆情……颇多善政”（《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第144页），可谓盖棺之论。毁少誉多，实属难得。
        清帝复辟丑剧酝酿之时，地方要员或暗中支持，或首鼠两端，唯有卢永祥坚决反对。康有为《请庄士敦代奏游说经过函》称，“经年奔走，至除夕乃归，幸所至游说，皆能见听”，并自陈：“此行陕、鄂、湘、江，皆得同意，即未至之安徽、江西，亦已托人密商，亦得同情。黔刘在沪时，往来至洽，亦无异言。滇唐向多往来，今惟歌舞同乐，则亦可传檄定。惟有浙不归款，只此区区，不足计也。洛忠于孟德，然闻已重病，若一有它，则传电可以旋转。”（《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页1115）所谓“浙不归款”，即卢永祥不支持复辟。此函被披露后，卢永祥声望益隆。九一八事变之后，卢永祥不与日伪合作，保持了民族气节。1932年，被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总之，我区人民应以有卢永祥将军而自豪。作者系回河街道南陈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