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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点主”，就是给已故的先人立个牌位。在一个精致的木龛里边放有一个木牌，木牌正面写着“某某某之主”，“主”在这儿就是“神位”的意思；反面则写有该人的出生及去世的具体的年月日。牌位正面的“主”字，上面是一“点”，据称，如果真是孝子，在给他的先考立“主”——也就是写这个牌位时，随着鼓乐齐鸣的伴奏声，孝子要咬破手指，用自己的血点上“主”字上面这一“点”，因为其他的那些字都是聘请的先生提前写好的，就差这一“点”等着孝子来点上。可咬破手指点“点”的都是上讲究的孝子，一般人也就是用毛笔浸了朱砂，点上这一“点”，俗称“点主”。
        中国古人向来推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过，对历史稍作浏览，现代的我们有些尴尬的发现，虽然我们华夏民族的老祖宗早就把“戎”看作是一等国是，可自从孔家二哥“为政以德”的善意首倡后，后世愚儒（当然有很多是别有用心）便极力号称以“仁”治国——但事实也正如鲁迅先生所叹：“仔细看了半夜，满纸的‘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就只两个字——吃人！”——至于“戎”之大事，被那些只想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统治阶层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冠冕堂皇而替代了。结果呢？内政尚且不德，焉能以服远人。所以“五胡乱华”“金元暴政”交替上演，最长的一出连续剧便是汉人头上老老实实地拖了几近三百年的辫子。更别提自1840年后，满清贵族也被我两间至上之文明同化的头昏脑涨，从而带领我们低眉顺眼地被那些未受圣人教化的异族大老爷肆意宰割。
        好了伤疤不忘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历史的真谛——和平不是一厢情愿的追求，更不是装潢外表的口号，而是一种掌控全局的能力。有保护自己的实际本领，才有资格与对手谈和平。倘使人为刀殂，己为鱼肉，还想奢谈什么和平，岂不是痴人说梦。正如1919年北京中央公园竖“公理战胜”坊一样，除了给冷酷的历史加点搔痒的佐料，还能留下什么呢？
虽然总有那么一小撮别有企图的人质疑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的战略远见性，可年轻的共和国就是自那场战争才赢得了所有敌人和朋友的尊重——甚至是敬畏，对于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除却个别要么真正无知要么确实无耻的以外，又有谁敢去否认呢？——哟，离题又九杆子远了，赶紧回来，言归正传。
        祭祀先祖历来被看做是正儿八经的活动，到了普通百姓那里，便是“婚”、“丧”二事。但根据本地习俗，“点主”也就是给先人立牌位的仪式不能在先人去世发丧期间操办，必须是几年之后，另择吉日，聘了“鼓乐”，邀了亲朋，隆重举行。这和先人去世三年后方能上“家谱轴子”接受同族祭祀大概是一脉相传的规矩。因此说，“点主”仪式丝毫没有悲伤，好像是说先人从此有了自己的神位也不应悲伤，而是一种虔诚与庄严。更是因为该仪式的举行是同娶媳妇或发丧一样的隆重，即遍邀亲朋参加，同时聘了“鼓乐”手，大开宴席伺候，是个干烧钱且资用不菲的活，所以除非是家里有几亩地的主，一般下层百姓是无心也无力去给先人“修主”的。
        “点主”仪式开始后，身为孝子要率领众家人先是跪拜嚎啕，然后就不允再哭了，因为先人要入神位了吗，是高兴的事，理应庆贺。由主持仪式的礼宾高喊：“有请孝子点主”。在鼓乐声中，那些上讲究的孝子便一口咬破自己的中指，点上“主”字上面这一“点”，而一般孝子，不想那么上讲究的便用毛笔蘸了朱砂点上那一“点”。显然，李如衡的这位表侄不想那么上讲究，于是在李如衡的主持下（据说，仪式上还有一套固定的开场白和动作，因此说一般的读书人还主持不了，所以只能延请那些高水平的就如象拔贡这样的先生。在这儿，笔者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去详细考证其仪式的过程。）他这个表侄周甲相用毛笔浸了朱砂为自己的先考周玉堂点了“主”。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巧合，去秦家参加表侄和表孙的双重喜宴，同时又作为礼宾主持了大表侄的“点主”仪式，这是李如衡作为“先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两年之后，李如衡便寂然长逝，又约过了两年，新中国成立，“点主”、“修谱”、“大拜二十四拜”等所谓传统古礼也同李如衡的“拔贡”功名一样逐渐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慢慢变成一种渐行渐远的回忆。
        老百姓历来有句一针见血的俗语：“太太死了压满街，老爷死了没人抬。”等李如衡去世时，因为家境已经衰落，更是因为后继乏人，虽然十里八庄的人也是一阵盛传：“听说拔贡没了！”可他的丧仪却是冷冷清清。当年王嗣鋆去世时，他亲往吊唁，为王嗣鋆的丧仪增色不少，可在他的丧礼上，除去亲戚的一般性吊拜，能让老百姓为之仰望的士林举动却一个也没有。也不知道数年前，他去吊拜王嗣鋆时，联想到自己每况愈下的现实情形，心中是否也有了“黛玉葬花”时的感叹：“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不过，换一个角度去考虑，这倒验证了历来盛传的另一句俗语：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待 续） 作者单位：庙廊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