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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至民国时期，旧中国积贫积弱。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约有一百年时间，国家民族受到严重摧残，那些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物也随着时代的动荡而历经浩劫。在这一百年中，有的文物漂流海外，有的则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一只耳”的司母戊鼎

        近代中国的文物破坏与流散，外国势力的介入应当是最主要的动因。而在外国侵略势力中，以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和掠夺为最，可谓罄竹难书。日本侵略者不仅对已有文物垂涎三尺，对那些刚刚出土的文物也保持密切的关注，准备随时掠走。
        譬如著名的司（后）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当时安阳已经沦陷，殷墟考古队早已撤走，当地村民开始在王陵区一带进行盗掘。司母戊鼎被挖出后，很快就被日本人盯上。当地村民只得尝试将司母戊鼎出售给北京的古董商，以防落入日本人手中。
        但因为鼎实在太大，无法运输，只能将之分割成小块再带走。当时两个鼎耳已被锯下，一只鼎足也已经开始切割，但司母戊鼎的发现者吴培文等不愿大鼎被破坏，停止了切割和出售，转而将大鼎埋在庭院地下，以避免被日本人抢走。抗战胜利后，大鼎被挖出，献给蒋介石作为贺礼，此时的司母戊鼎是没有鼎耳的。
        新中国成立后，经多年寻找，只找到一只鼎耳，另一只至今仍无下落。所以今天我们在国家博物馆看到的司母戊鼎，实际上是“一只耳”，另一只鼎耳是后来仿制加上的。

窃宝大盗党玉琨

        除了外来侵略者，一些军阀也化身为窃宝大盗，比如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但如果说影响之恶劣、行径之无耻，还是比不上陕西军阀党玉琨盗掘斗鸡台
        斗鸡台是西周初年古墓群，名字在考古界极为响亮。1944年，苏秉琦先生整理完1934——1937年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发掘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瓦鬲的研究》，标志着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诞生。然而，斗鸡台的这次堪称伟大的考古发掘却是在此前数年党玉琨疯狂盗掘后留下的一片狼藉中进行的。
        早在20世纪初，斗鸡台就出土了著名的青铜禁和所谓的“十三件”，也就是鼎、彝等十三件青铜器置于一件青铜禁之上，是实极为罕见的大型青铜器组合，即“柉禁”。此后，斗鸡台地区陆续出土各种青铜器。
        在斗鸡台一带的保长杨万胜的唆使下，党玉琨决定盗掘斗鸡台。1927 年春，他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盗掘计划，并组建了一整套“挖宝”班子：部下军官任总指挥，手下钱庄经理为现场负责人，文物贩子组成顾问团，亲随卫士作为监工。
        从1927年秋天到1928年春天，历时8个月，斗鸡台被挖了个底朝天。党玉琨曾明确下令，只要铜器，其他不问。所以这次盗掘彻底破坏了斗鸡台古墓的形制，扰乱了地层关系，只留下满地的深坑和散乱各处的陶片。
        由于党玉琨盗掘斗鸡台古墓的行径过于恶劣，因此在盗掘结束后仅两三个月，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就下令宋哲元率领所部3万人围剿凤翔城。两个月后，凤翔城破，党玉琨死于乱军之中，他盗掘的青铜器几乎全部落入宋哲元的手中。
        宋哲元接收这批青铜器后，送给其上司冯玉祥一些，其余大部分运到了天津。宋哲元心腹肖振瀛正担任天津市市长，或许是由他经手，将这批青铜器卖往日本、美国等地。
        据学者统计，党玉琨在斗鸡台盗掘的青铜器大约在1000余件，但今天能够见到照片和拓片的只有150余件，而这其中下落明确的不足20件。譬如斗鸡台出土的柉禁共有4件，其中一件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件现藏于天津博物馆，另外两件下落不明。

被骗走的战国楚帛书

        近代以来，屡屡出现珍本古籍被外国人巧取豪夺的情况，比如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流散。此帛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篇幅最长、时代最早的帛书，书写文字长达九百余字，且图文并茂，记载的内容相当神秘难解，学术价值极高。
        楚帛书在1942年被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很快就被湖南收藏大家蔡季襄购得。蔡季襄对之进行仔细的研究，写成《晚周缯书考证》一书。但因帛书字迹漫灭不清，蔡季襄希望通过拍照手段使字迹得以显现，遂将楚帛书委托给当时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教师柯强（JohnHadleyCox）进行拍照。不料柯强竟然将楚帛书席卷而去，带到美国。
        蔡季襄被骗之后，多次试图索还，但均无结果。至今，楚帛书仍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近代中国的文物流失，多是被抢，或者被“买”走。像柯强这样使用空手套白狼的手段直接骗走的，实在罕见。
        对于公众而言，子弹库楚帛书知之者甚少。直到十几年前畅销小说《盗墓笔记》问世，才将楚帛书的大名传播于公众。小说还以那个善于行骗的老师柯强为原型塑造了裘德考（Cox Hendry），也算将这个无耻之徒以文学的笔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