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油炒饭
◎杨郁清
童年上学，最期待的是母亲早起做的油炒饭。
每天天不亮，我们姐弟三个还呼呼地在梦中，母亲就顶着月光起床了，她得给我们三个人准备好早饭。
那些年，家乡还很穷，我家里更是缺衣少食，吃鸡吃鱼是不可能的，因为鸡要留着下蛋补贴家用，养鱼需要本钱。为了让长身体的我们能扛住一天的饿，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补充营养。于是，在炒剩饭时多放点猪肉，是最简便易行的方式。
母亲的油炒饭，把头天晚饭的剩饭用手捏散，一粒一粒，再放锅里不停翻炒至米粒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时，把米饭推到锅的半边后，丢入一块腊猪板油或一勺子化猪油，油热至七成时把米饭迅速翻炒，待整个锅里响起噼啪声时，加上食盐和葱花起锅即可。
碰上母亲心情好或者我们过生日的时候，还可能在油炒饭里加上鸡蛋，做做成鸡蛋油炒饭，会增加炒饭的美感和味觉的诱惑力。
油炒饭直接干吃就有很好的口感。如果拌上一点豆食、霉豆腐、凉拌泡菜或者头晚的剩菜，简直可以算得上一顿大餐了。
当我们起床洗完脸后，来到灶前，母亲已经点亮油灯等着我们吃早饭了。她总是用慈祥的眼光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尽管她因头天的劳累显得有些疲倦，尽管她的头发因忙碌显得有些忙乱，但是她总觉得不累，因为没其他出路的她必须用加倍的辛勤劳作来送孩子去上学，找到跟她不一样的生活。
灶台上那盏摇曳的煤油灯，哔哔啵啵开着希望的花。
初中时，最期待的是母亲炒的带肉咸菜。
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年，我上初中，终于有了自己的铝制蒸饭饭盒。
在那之前的小学五六年级时，为了解决像我们这样离家较远的孩子没午饭吃的问题，学校的教工食堂放开为学生提供蒸米饭的服务。但是每月学期5元的搭伙费和6元的铝制饭盒要花的钱又是令人头疼的事，多数孩子只好用洋瓷碗来代替饭盒蒸饭，而一人5元的搭伙费，常常是家里有兄弟姐妹的交一人的钱就行了，只有一个孩子的就跟邻居的小伙伴合伙蒸饭。
上初中时，开学报到时学杂费里就包含了饭盒的费用，这让准备让我继续用洋瓷碗蒸饭而省6元饭盒钱的父亲的心思落了空。我以为我会为自己有了新的饭盒开心很久，但现实确实那么的骨感。我们那时候，米是自己从家里背来的，多数同学的菜是从家里炒的咸菜自己带的，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因为自己头三天吃得太生猛，把自己的一罐头瓶子吃得只剩下垫底的一点，到星期四晚饭基本上就没菜吃了，口袋里仅有的两块钱早已做了他用，只得硬着头皮找别人借了五毛钱，买了周五周六的菜。
感谢母亲的勤劳和善良。
周六下午回家，当母亲听说我在学校菜不够吃还借了钱买菜时，急忙跟吝啬的父亲商量，赶紧上街再买个罐头回来，把瓶子洗净后给儿子装菜。她跟父亲说这话时，明显带着祈求的语气。
从那以后，每个星期，我的背篓里都有两罐干菜。而能干的母亲也竭尽所能变着花样给我们带菜，有时是酸菜、渣海椒、咸菜，有时是黄瓜皮、霉豆腐、干豆食，有时是油辣子、萝卜干、干春芽、干蘑菇。基本上每个星期的菜里都能见着一些肉丁，没有肉丁的时候，也会多放一些猪油。
那厚厚的一层油，满载着母亲的爱和希望。
在他乡，最念的是母亲托人捎来一切家乡菜
远在西北的那一段长长的日子里，由于不能经常回家，总觉得舌头早已不是家乡的舌头，嘴里忘却了家乡的味道，以至于家乡来的任何一种食物，都成了稀奇的美味。时常有家乡的人来到边疆，带来的一把香葱、野芹菜、山药，柏杨豆腐干、霉豆腐、水豆食、包谷酒、麻麻鱼儿、大米、干香椿……每一种都能刺激游子的味蕾，每一种都能让游子思绪万千。
在外漂泊多年，天南海北的吃过不同的风味，不同的菜系，从北方豪放的大盘和南方精致的细碟，从西南浓重的麻辣到江浙温婉的清淡，也逼着自己学着做了不少的菜，尤其想把家乡的味道搬到他乡，其实是想把母亲的味道带在身边，曾一度认为自己的手艺与母亲的手艺相差不远了，每次都会为自己学会了家乡的某一道菜沾沾自喜，每次吃的时候都感觉这是母亲的味道。
如今回到故乡，母亲却在花甲之年生了一场大病，在手术室与死神赛跑10个小时，脑部手术终于成功，出院后，她的身体显得格外瘦弱，恢复的程度远未达到之前的状态，味觉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她仍然要强，拖着病躯做着农活，怎么劝都劝不住，因为她总想用自己的勤劳，来减轻子女的负担。今年父亲又重病在床，在ICU与死神斗争了26天，才得以有所好转，但身体仍然有诸多不便，看着我们都又要上班又要管孩子，分身乏术，母亲她又毅然担负起照顾父亲的重任。现在，能经常吃到母亲亲手做的饭菜了，每次回家，她都把最好吃的留着给我们，虽然她的味觉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们吃起来仍然是多年最熟悉的味道，她做的菜仍然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
这些年，常年劳作的母亲苍老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都希望她少劳累一些，更健康快乐一些，因为，我们想一直吃她做的饭菜。（杨郁清，本名杨华平，湖北利川人，曾在新疆工作生活16年，现调回利川老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