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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病逝那年，我两周岁，也就是老家的习惯说法三虚岁，就像小曲儿唱的“小白菜儿心里黄，三岁的孩子没了娘！”可我竟没有丝毫丧母的悲痛记忆，甚至没有半点母亲的印象，没有照片，我终于也没有拼凑出母亲的样子，只是听说大姐长得像妈妈。我根本就不会叫妈妈，干妈非常疼爱我，我却从没当面喊过她，不是不想，是真的不会。好像我的童年词典里，根本没有“妈妈”二字。
        没想到因为童年喊妈妈的语言功能的缺失，差点导致没人愿意做我的岳母。幸亏聪明的媳妇替我遮掩，厚道的岳母好像明白了原委，再加上我骨子里尊老爱老的秉性，很快赢得了老人的喜爱，直到去世，我和岳母亲如母子，但我终究也是没有当面喊她一声妈妈。
        儿时的我，经常被周围的人小声议论“这就是那个三岁没妈的孩子！”但我好像真的没有感觉到相比同龄人的不幸，来自周围加倍的呵护时常各种方式温暖着我幼小的身心。至今，那历历温情就像一坛陈年老酒，不用开启，眯上眼睛想一下都能感觉到那股熟悉的醇香，而且随着年份增长，滋味儿愈来愈浓烈了。

干妈一家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家务农，但却不像普通庄稼人，他交往很广，远朋近友经常带我走走。我最喜欢去的，要数干妈家了。干爸和父亲是同学，社会运动之前是西安钢厂的保卫科干部，同样身不由己做了公社社员，两人同命相怜、无话不谈。干爸头脑灵活，利用家族在东北的关系，经常寻点政策的漏洞，倒腾木材或粮食，赚点差价补贴家用。还将我十九岁的大哥带到东北林场做了伐木工人，每年年底，大哥赚的钱父亲用来交给生产队购买一个劳动力全额工分，还会有所剩余。
        干妈回乡之前是西安钢厂的财务人员，虽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一直干净利落，讲话慢条斯理，我见过她和干爸年轻时坐着一条长凳的照片，干爸就像《红灯记》的剧照李玉和一样，带着大盖帽，威武英俊，干妈披肩发型，清秀的瓜子脸，怀里抱着他们第一个孩子。
        干妈有台缝纫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绝对的稀罕物，时常会送我可身的衣服，很早就给我做了一个书包，底色是深蓝，两面分别用四种颜色的八个三角拼成一个方块，既漂亮又结实。
        每当干爸和父亲天南地北、借酒谈心的时候，干妈总是一边接话聊天，一边做菜。她做的菜不光好吃，还好看，普通的鸡蛋，用盐水煮熟，将皮剥光，淡淡清香中略带咸味，每个平分四块，浇上姜汁和香油，就类似现在的“姜汁松花蛋”只是更加鲜亮，不用刀切，而是用缝纫机的细线勒开的。每做好一个菜，干妈都会喊我过来，轻轻坐下给我夹菜。每当此时，父亲总赶我出去玩，我也总是张嘴接住干妈送到嘴边的美味，然后转身飘出，汇合正在门口偷瞧的两个干兄弟出去疯一圈儿！
        干妈趁着二人酒酣话密之际，做好菜出去了一会儿，领来一个端庄女人，干妈要我们三个喊她小姨，她们进屋聊了一根烟的功夫，那个女人便红着脸走了，干妈在后面送出。返回屋里，干妈数落父亲“你看你，把话说这么绝，弟妹走了三四年了，你才四十挂零，就这样过下去吗？人家比你小七八岁，里外一把手，为了侍奉多年瘫在炕上的老娘才耽搁到这么大的，现在老娘走了，无牵无挂，就想找个厚道有主见的人，这样的姑娘能和你一心一意过日子的。人家没嫌你孩子多，你咋还不同意呢？”“是呀，你到底咋想的？”干爸也两手捧着茶杯，盯着父亲问。
        父亲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又深深地咽了一口茶水，然后平静地说“多谢大哥大嫂的好意，不是我不识抬举，人家是大闺女，以后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吗？现在的岁月，虽然不像六零年饿死人，但也就勉强填饱肚子，真要出现一碗水端不平的事情，要我咋办呢？我这几个孩子可就真落到后娘手里了！何况老大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八字还没一撇呢！放心吧，这几个孩子我自己能拉扯大！”
        干妈一家都很喜欢我，两个儿子一个大我一岁，一个小我一岁，争着和我拜把兄弟，军哥是对点儿的干哥，民弟是我俩的兄弟，我们仨最喜欢做的莫过于抓鱼煮鱼了。大寺河流经村西头，常年水流平稳，水草丰美，小鱼小虾成群结队。别看军哥才大我一岁，捕鱼捞虾样样精通，我和民弟非常崇拜。我负责在河堤上“埋锅”生火，沙土很松，挖好坑，两边用泥土垒起小墙，上面平放上一个铝制饭盒，里面加满河水，岸边杨树林下面有树叶树枝做柴禾。民弟当然是我俩的助手，一会儿被水里的军哥喊去捡拾鱼虾，一会儿被我打发回家“窃取”调料，当然他的屁股没少替我俩挨打。
        干妈家还有两个大我十来岁的姐姐，荣姐和凤姐，两个人不像是农村孩子，既干净漂亮，又勤快懂礼，她俩经常骑一辆自行车来我家，接近二十里路，两人轮流蹬车，每次就住几天，她俩一来我家从内到外都会焕然一新，就连我家两位姐姐的辫子也会经常变换新奇的花样。

生产队也是家

        我印象中，生产队的上工集合挺有趣儿。我家院内有棵茂密的臭椿树，一个粗大的树杈伸出院墙，上面吊着一整片铁铧犁的犁背，同样还垂吊着一个鸭梨型的小铁锤儿，铁锤儿下还系着一段绳头，人站在地上频繁扯动绳头，铁锤儿正好敲打在铁犁的中间部位，发出叮当清脆的声音，这就是我们队里上工集合铃声，每天上午下午队长都需要敲打三遍。队长敲完第一遍铃后，披着一件白褂子露着胸膛，摇着蒲扇，又慢慢踱步回家，父亲匆忙吃完饭安排好全家的事情，等第二遍铃声一响，他便出门，问清楚活计，然后回家取了工具返回院外，找个树荫坐下和大家聊天，此时包括队长大约三四个人，其中总会有木匠爷爷和父亲的。第三遍铃声响过，大部分社员才揉着眼睛打着哈气来到周围坐下，很快婶子大娘们飞针走线纳鞋底鞋帮的噌噌声，大叔大爷们借火点烟声，三五成群家长里短聊天声，还有队长提高嗓门分派工作声，五六十人呜呜呀呀！此时我经常骑在树上看下面的风景，每次都是被下面一股股旱烟味呛得下来。
        队里管理还是很人性化的，干上一个时辰，要休息一会儿，女人们大多回家喂孩子，男人们抽个地头烟解解乏，父亲此时会快速在旁边割满一筐羊草，当时的田里，草比苗旺。
        当然了，生产队里各项劳作的轻松，积累到秋天，收获就更轻松了。队里给粮所缴完爱国粮，会计算盘一响，场院里开始按照各家工分总额分配，小麦、玉米、地瓜、花生、大豆，有时加上几个冬瓜还满不了一个太平车。没有车子的，用肩挑，一家人全年的粮食轻轻松松搬回家。走亲访友坐下来前三句话肯定有“今年你们吃多少？”（意思是你们那里全年每人分多少粮食）我记得一次父亲回干爸说，那年我们队吃九斤小麦。
        上面也有抓得很给力的事情，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工作组到来，都是拥有尚方宝剑的，权大无边，组长老王，披着一件威武的军大衣，一张黑黑的大脸甚是吓人，开会经常自称是铁面无私的包公。刚来时正赶上东坡地里丢了二十几个玉米棒子，他马上率领工作组全员还有四个民兵，将几个地富成分家庭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最后查清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借割草时候掰回家的，幸亏他家是贫农，只是在全村游街示众一天，要换了地富子弟最少要判几年徒刑的。每当此时，父亲总会感激爷爷的先见之明，运动之前就主动散尽家财给村里需要帮助的乡亲，也使得我入学登记在“家庭成分”一栏可以自豪地填写“中农”。
        平坟运动“包公老王”也做得雷厉风行。按照土地使用规划，各家要将祖坟迁入村里统一划定的墓地，限期完不成的，工作组强行平掉。一时间到处哭声雷动、纸钱飞扬，全村沉浸在出殡的气氛中，谁家没有几座祖坟呀！来不及或者买不起棺材的，大都用个门板，上面用秫秸和白纸扎一个棺材，儿女们一边啼哭着诉说着将先人的遗骨小心安放进去。有个给伪政权做过事情去世时间不是很久的人，墓穴扒开棺材乌黑锃亮！“包公老王”坚决不答应，“不能让反革命分子继续享受劳动人民的血汗”！他带头跃上棺材顶，将死人“赶走”，棺材拆解成板材，送给学校。后来我在学校见过，用很大的蓝砖垫起来，一年级孩子当课桌用。不久“包公老王”走了，听说因为作风问题。
        缺吃少穿犯愁是大人的事情，我们小孩子那时还真是无忧无虑，即使上学了也没有家庭作业。春天爬树撸榆钱、拧柳笛，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夏天摸鱼虾、捉迷藏，一个个黑黝黝的透着健康；秋天放羊、割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队里果园瓜地也；冬天棉袄棉裤不怕脏，冰上撒欢抽陀忙。（一）
                作者单位 济南大华塑料加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