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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房表亲挺亲

        平舅是姨姥爷的儿子，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长得白净方脸、浓眉大眼，能写会算，负责他们村面条厂销售，就是推着车子在周围村庄换面条，大概五六天来我们村一次，我是最喜欢平舅来我们村的。他一到就会拿几把面条给我，嘱咐我午饭等他过来一起吃，然后他就去围着大街小巷吆喝，因为村庄大，所以他每次来生意都不错。
        有个太阳很毒的夏天，快散工的时候，平舅推着车子回来了，赶上村西头有人生小孩，邻居们都要送米（给产妇送点养月子的营养品，我们那里统称为送米），面条很快都换没了，吃过午饭他就可以回家休息了。平舅洗脸的功夫，大姐将盛好面条的盆子端到矮桌上，我忙着摆放碗筷和凳子，这时父亲到家了，还带来一位光膀大汉，只穿一条过膝的短裤，原本白色变成了泥巴色。父亲一边在院子里盛上满满一盆水，帮助那大汉洗脸洗膀子还有那蓬乱的胡子和头发，一边招呼大姐做几个菜。
        “这是贵客？”我有点懵，平舅常来，就像自家人，不是年节时候各家很少会有需要炒菜的客人。大姐不敢多问，变戏法似的，切了一盘咸鸭蛋，凉拌个黄瓜，炒个花生米，又凑 了一个腊肉炒咸菜丝，真佩服大姐，家里养个馋猫，还能做出这么多好吃的！我家大门洞挺宽敞，后面有影壁墙，过堂风是天然空调，风大了就关一下门，每到夏天那个长长的矮饭桌就经常放在这里，但这次我只能和姐姐在堂屋吃饭了。看着窝头，想着面条，心有不甘，我悄悄借着墙角偷看。父亲端进去一壶酒，三个酒盅分别满上，光膀大汉没动酒盅，似乎只对面条感兴趣，父亲问他话，他简单回答，只是面无表情，将饭盆拖到自己旁边，只管不停地吃面，父亲和平舅边饮边聊。盆里面条捞不到了，父亲将自己碗里倒给他，大汉来者不拒，很快扫光，又端起盆来，将汤喝净，用手擦擦肚皮上的面汤，招呼不打，起身就往外走，迈步同时还毫无保留地放了一串响屁！我乐着跑回堂屋，向姐姐报告那人的“屁”事儿！
        平舅到堂屋喊我去替他吃面，顺便从我们桌上抓了两个黑窝头，我马上跟他来到矮桌旁，这时父亲从外面送客回来，平舅急切询问那位不速之客的来历，父亲坐下讲述。
        光膀大汉姓杨，我该叫他杨叔，十几里外瓦屋头村杨四的孙子，杨四是我爷爷的亲娘舅，杨叔就是父亲的远房表弟了。因为宅基地和村里闹矛盾，据说受到村干部的欺负，性情大变，又加上翻盖老屋的时候，用铁锨截断一条粗蛇，人便有些疯癫，多方医治无效，对别人也无妨碍，时间久了，家人便由他到处游逛。父亲下工路上遇到他，带他回家吃饭。
        提起杨四，当地老人无人不晓，山东梆子《杨四困城》的主人公杨秀章，生于1847年，为人正直、侠肝义胆。1890年商河大地主田玉成勾结官吏，借包办修河工程，迫令百姓出钱出粮，侵吞自肥，由于偷工减料，次年汛期河道仍然决口，广大群众义愤填膺，杨四应众所推，率民众数千人，各持武器和农具，将商河县城包围，田玉成和知县慑于声威，清账退款，摆席赔礼。此事被编为戏曲广泛传唱。1898年，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杨四组织民众三百多人，习拳练舞，护庄防盗，互助生产，多次打退土匪骚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亲送多位后人及弟子参加八路军。他家虽不富裕，但对困难者，不论亲疏都是慷慨相助。晚年时，身心健康，九旬后，仍能步行赶集，1945年去逝，终年98岁。

年底大哥回家

        大哥长我十七岁，他十九岁那年订好日子要娶媳妇的，不料母亲突然病逝，家里塌了一半天，女方退礼毁婚，为了寻个出头之日，父亲拜托干爸将他带去长白山做了林场工人，这些是大姐告诉我的，我只知道大哥在东北挣钱，经常三十五十寄钱回来，让村里人很是羡慕。
        大哥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赶上了六零年的自然灾害，同学们饿得两眼发花，走路要扶着墙根，一不小心栽倒就再也起不来了。有个同学放学了，还趴在桌上没动，老师过去一看，早就没了呼吸，家长来了费好大劲才背回家去，不是他太重了，实在是家长同样腹中空空乏力，整个过程没有围观和争吵，在饥饿已经威胁到生存的时候，好奇和解释都显得多余，多说一句没有意义的话，都是一种巨大体能的浪费。不久，老师也饿跑了，教室被大水泡倒了。直到一九六三年往后，村里才逐渐没有人再被饿死，此时大哥已经成为家里不可缺少的劳动力了。后来每当吃饭见我面对又黑又硬的地瓜面窝头和高粱饼子发呆的时候，大哥总会很凶地训我一句“没饿着你！”现在想来，该是当年的饥饿给他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吧！
        二十来岁也还是个孩子，大哥一个人在东北，应该很想家的。每个月除了固定有张汇款单还会有两三封信寄回家，信的开头总会是“父亲大人，见字如面！您和弟弟妹妹都好吧……”，还有一张照片随信带来，只有那一次，可能拍照不方便吧，是一张二寸黑白照片，大哥的模样和父亲很像，头上一个很大的毛绒绒的狗皮帽子，本来就不大的脸显得更瘦小了，那个帽子一定很暖和吧，戴上它肯定不会冻得耳朵疼了。
        父亲看完大哥的信，得知他为了全勤奖今年又不回来过年了，全家都很失望，好在已经习惯了他的不在，最失望的要数我了，一直心里盼望戴着大哥的狗皮帽子，去和狗剩比比，他老是在我面前显摆他大爷送他的铁路工人的棉帽子有多暖和。里外都没有毛，靠近嘴巴的地方一层硬硬的鼻涕泛着亮光，怎能与我大哥的狗皮帽子相比呢！
        父亲是个利便人，凡事都往前赶，腊月二十七，比较费事的年货大都准备好了。下午我和大姐端着父亲刚刚从猪肉里面剔出来的新鲜骨头，到村后面的水沟里，将冰面擦干净，骨头倒在上面，用锤头反复敲打，骨头两端的韧带，骨腔里的骨髓，连同骨质被砸成了白里透红的肉饼，回家调上淀粉、大料和酱油，等着腊月二十九炸东西的时候，做成油炸骨头丸子，即好吃又补钙，现在很少吃到那样的美味啦！
        晚饭后，全家四口去碾点高粱面，再配上粗草粉，就是鸡鸭鹅猪的过年食料了，各家都在忙年，白天碾房人也多，晚上清闲。昏暗的油灯下不知抱着碾棍转了多少圈，我都有些困了，父亲开始筛锣已经碾碎的高粱面，安排大姐二姐回家瞧瞧。虽说那时经常夜不闭户，是因为家家没啥可偷，万一备好的年货没了，过年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爹呀，不好啦！有个小偷在拨咱家的大门！”大姐二姐风一般跑回碾房，父亲马上和大姐一人一根碾棍往家赶，嘱咐二姐和我在碾房等着。我的困神早没了踪影，和二姐紧随大姐后面走出碾房，仿佛小偷随时会在身后冒出来似的，感觉还是跟在父亲身边是最安全的。二姐手里拿着空的簸箕，好似防身的盾牌，我抓着一把苕帚，心里想起魏老师讲的故事，八路军武工队长用块红布包着苕帚缴了翻译官的枪，晚上不用包红布就是武器呀！    碾房到家距离不过二百米，虽说胡同很黑，毕竟太熟悉，也习惯了摸黑走路，几分钟后，我们悄无声息来到家门口。
         那时各家院门连同屋门都是木板的，并不很严密，不用太大力气就能将两扇门中间抬出一道缝，用手指将门闩拨开，几乎每家大门都是这样，其作用也就能挡住乱跑的家畜。父亲弯着腰，轻轻推开虚掩的门往院里移动，他没有直奔堂屋，而是沿着东屋贴着墙根儿来到堂屋门台左侧。门台是高约八十、宽约三十公分的一段小墙，堂屋门口左右各一，外侧刚好可以藏人，还可以清楚看到屋门口以及并不很深的屋内情况，里面确实有人影晃动。父亲轻轻爬到门台上，居高临下，慢慢举起碾棍，准备趁小偷一出门口就当头一棒，突然屋里亮了，小偷竟然划根火柴点上了油灯！ 
        “是大哥！”我的声音，其实我是记不清大哥模样的，但他眼前的灯光将狗皮帽子照得格外清晰，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大家赶忙扔掉手里的家伙，刚刚的惊险顿时化作团聚的喜悦。原来大哥林场那里因下雪太大，木材运不出去，临时通知春节全部放假，知道写信太慢，大哥归心似箭，步行三十华里雪路，坐上火车三天两夜到家啦！ （七）作者单位：济南大华塑料加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