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二本生
想要清楚描绘二本学生的面孔并不现实。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211”只占100多席，却长期占据媒体讨论的焦点位，庞大的二本及以下学生是模糊的背景板。
这个隐匿的群体是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大学生的底色，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标注了这个快速进化的社会的真实场景。
改变命运的入场券
一张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教授黄灯面前。她在广东F学院教了15年书，4500个名字出现在她的花名册上。她为学生写了一部书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黄灯说，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她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书里以这所被森林环绕的二本学校为舞台，它距离广州塔“小蛮腰”20公里，学生们更喜欢简称它为“广F”，省略“学院”二字，听起来不那么像专科。
2005年夏天，沈毅星拿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感觉自已和家庭的命运都将被深刻地改变了。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乡邻撺掇家里人摆酒，庆祝这个中国南方不起眼村庄教育史上的大事。
他的青少年时期游荡在田野，期待能见到什么新鲜事儿。他从小插秧、割稻、挑粪、砍树，养成了承受生活摩擦的原生动力。
沈毅星入学那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居世界第一。在这所二本学校，黄灯发现学生大多出身乡镇，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还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尽管无法与一线城市、高知家庭、出身名校的同龄人相抗衡，但考进大学仍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入场券。
80后沈毅星算得上“第一代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时去东莞卖肉，每天从“世界工厂”打来电话叮嘱他“好好读书”，孩子最终考上大学让他们相信电话线起到了提拉作用。
带着对大学的向往和改变家族命运的嘱托，沈毅星站到广东F学院的招牌下，发现二本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普通。
不大不小的操场，四人间和六人间的宿舍，陈旧的教学楼里摆着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凳子随时发出刺耳声音，学生一下课，噼里啪啦响上半天，银灰色的铁门像仓库大门，厚重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
广东F学院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各种技能证书被纳入“创新学分”。“创新创业能力水平等级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物流员资格证”“秘书职业资格”……帮助学生毕业的还有“驾驶证”。
为了在竞争力上多一枚筹码，学校增加工具性课程，学生热衷考证。中文专业的学生也要学经济和金融类的课，但覆盖面太广，往往不能学得深入。“我知道，在重点大学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黄灯说，“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强调应用性的高校，有时经过课堂知识的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过，貌似酣畅淋漓，但各个知识点，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就会滑溜溜地消失，在期末考试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
黄灯成为大学生是在1995年。她毕业于岳阳大学，按现在的划分相当于所二本学校。那一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92.6万人。此后高校扩招，10年间，黄灯任职的学院从2个班扩充到6个班，大学宿舍塞进更多床，取代书桌。
在大学生没有拥抱市场的年代，黄灯毕业后接受分配，进入亚洲最大的纺织厂，干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和一线工人。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她成为下岗工人，决心考研。
她没告诉家里人已丢掉了饭碗，一边给别人做饭赚钱，一边争取继续上学的机会。“我当时连书都没买齐，更不要提上辅导班。”最终，她被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整个工厂都在讨论一个女工因为下岗而自杀，那是种很强烈的对比。
无数个体的努力
黄灯用笔记录了很多用力生活的大学生，她说，“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10年前，黄灯班上的学生几乎没有人考研；如今，考研成了最热门的选择，其次是考公务员。像一对平行的双杠，考公、考研是二本学生借以出人头地的支点。从早晨5点钟开始，食堂门外逐渐汇成一条队伍。因为图书馆和教室有限，学校把食堂的一层改成自习室，后来又扩大一层，备战考研的学生能闻到饭菜的香味。
在所有的学生里，黄灯最希望林峰考上研究生。从高中开始，林峰掉入武侠世界，写了几百万字的武侠小说，每个主角都分配有自己身上的某种特质。工作10年了，他的头像仍然是令狐冲。
这个出生在广东四会村庄里的男孩热爱电影，毕业时曾想去电影公司，但走近之后，却发现兴趣变成职业有太多无奈。“电影导演都想拍文艺片，但80%拍的都是商业片。"有同学热衷于参加能让履历光鲜的学生会，他跑去做青年志愿者，毕业想找一份公益组织的工作却不得，最终顺应潮流进了银行。他喜欢独处，却被迫跟人打交道。
在银行工作一年后，他决定考公务员。“公务员考试没有要求‘985’‘211’，对普通大学生来讲是个机遇。”在文凭的含金量稀释以后，学生们冲向另一个看似公平的赛道。
林峰最终进入四会的一个机关，“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容易考”。在筑起高墙的单位，他不用为了取悦别人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这里工资稳定，给予他更多时间去思考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不服输的“小强精神”
沈毅星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那是2009年，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物流老板直接来学校招人，好像很重视。“定位我们是公司的重点人才”。沈毅星任职两个月就辞职了。“老板要成立航空部，让我们搞空运，高估了我们二本学生的能力，连我们的英语都没衡量一下。”没人带路，沈毅星自己打退堂鼓了。
他后来参加银行的统招，投了家乡河源的岗位，到乡镇上班。“我家里全部做小生意，有卖服装的、卖水果的，我父母在档口卖肉。我也想搞这些，比他们有更好的营销手段。”毕业时，沈毅星去当地的百货、超市面试，延续家族的生意路，但父母劝他进入体制内。
沈毅星顺利进入银行，从乡镇小职员做起，一步步借调到大城市，如今“抛妻弃子”地满省出差，一个月只回家几天。他说自己身上有一种底层不服输的“小强精神”，练就了把脸贴在地上摩擦，再起来笑一笑的勇气。他从一个腼腆的大学生，蜕变成善于交际的金融从业者。一次期待已久的升职，几乎已经确定就属于他了，结果在突击考试上他没考好，机会落入别人囊中。“感觉自己付出了四五年，提拔的时候突然被捅了一刀。”领导在宣布结果时，不具名提到了他的失误，“把我按在地上摩擦。”
第二天，他面貌一新去找领导道歉，承诺把未来工作做好，“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挺佩服自己的调节能力的。”
黄灯知道，无论日常生活多么的贫乏，无论现实多么缺乏诗意，学生们在创造一切条件去行动。黄灯觉得他们“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摘《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