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党内领导层的诗性之风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诗性的革命政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诗性彰著，大多有比较浓厚的文化人底色。共产党人在那个年代写诗是件寻常事，在领导层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也属必然。毛泽东的诗性才华，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得以张扬宣达，进而成为这个诗人群体的领袖的。近日，三联书店出版的《读毛泽东札记二集》一书对此进行了解读，本文即是该书的节选。
以诗明志
捡拾共产党人的历史，有一种景观让人唏嘘感慨。那些成为烈士的著名人物，在告别生命时，大多习惯以诗明志。其中，李大钊、蔡和森、何叔衡、吉鸿昌等人留下的是旧体，刘伯坚、恽代英、夏明瀚等一大批人写的狱中诗、绝命诗、就义诗，也属旧体。方志敏、关向应、彭湃、叶挺、杨靖宇、李兆麟等战将的遗作，则属新诗。
无论新诗还是旧体，都是共产党人在独特文化土壤上开出的理想之花。因为他们选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特别吸引人，特别能够激发出诗的激情和想象，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三年南方游击战时期，陈毅在一个叫梅岭的地方被敌人包围，“虑不得脱”，自以为今日必死，死前做的一件事，竟是写诗：“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写诗和革命都到了不要命的程度，进而让诗性文化和人生实践实现了无缝对接。
政治影响
共产党人的政治影响，也包括诗性文化的影响。
1945年，毛泽东把共产党人的诗性之风带到了重庆，这不仅指他的一首《沁园春·雪》，让各色人等见识了共产党人的“文采”“风骚”，还指他同国民党大员交往时，把诗词作为上佳的沟通方式。
1945年9月6日，毛泽东赴陈立夫、于右任等人的午宴，席间称道于右任写的小令《谒成（成吉思汗）陵》，还随口念起：“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数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就自然洒脱地向对方传达了共产党人对诗人佳作的欣赏，对佳作背后的民族立场和爱国情怀的称赞。
1949年进北平之初，毛泽东到民主人士柳亚子住处拜访。柳正在午睡，毛泽东便站在院内太阳底下静静等候。毛泽东的尊柳之举，并非全然是从统战工作角度出发的。他在给何香凝的信中曾评价柳亚子：“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作人中麟凤。”作为诗人，毛泽东所尊敬的，当是“人中麟凤”的文化人格。
诗性之风保持到晚年
中共党内领导层诗人群体的诗性之风和创作状态，大都保持到了晚年。1973年冬，80岁的毛泽东以老病之躯整理自己的诗词定稿，说明他内心对其诗人定位还是在乎的。新编本《朱德诗词集》收入最晚的一首诗写于1976年2月，那时朱德已经整整90岁，离去世不到半年。
“延安五老”早在延安时期便成立了“怀安诗社”，新中国成立后仍时相唱和。董必武1975年3月5日创作《九十初度》，称“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不到一个月后即逝世。
异常忙碌的周恩来，诗作不多，但1958年11月给邓颖超的信中却提到：
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
改革开放后，叶剑英在80岁时，还写下“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这样的名句。
可见，由早期革命家组成的诗人群体，诗性之风没有因为革命胜利而衰减，建设年代仍然有许多新的事物、新的问题激发着他们的诗情。
党内领导层的诗人群体
毛泽东对诗词的爱好和创作，对党内诗人群体的影响显而易见。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之间互动不少，诗性之风一派畅然。比如董必武1959年12月读到毛泽东的《读报诗》，一个月之内写了好几首和诗。
或许是受到党内诗性之风的感染，胡乔木在1964年开始学写旧体，先后创作了几十首，均送毛泽东修改，花去毛泽东不少工夫。叶剑英听说后，急切地托人找来改稿，连夜体会，连夜退回，对人说，毛泽东的修改是“一字千金”。
毛泽东读到叶剑英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七律·望远》，颇为欣赏，于1965年生日那天靠记忆书写下来送给前来探望的亲属。
对党内诗人群体的创作特点，毛泽东也时有点评。有一次，陈毅请毛泽东改诗，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
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以对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党内领寻层的诗人群体，不是一般文人兴趣的投合，他们是革命家、政治家，诗作虽不乏闲适雅趣，更多的诗情共鸣则来自时事大势。是合时而著的理念、共同实践的基础和未来理想的一致，把他们聚在了一起。（摘自《文摘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