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情怀
◎李庆田
很多学者和历史学家都赞同这样一个观点：北宋是文官得宠的朝代，是读书人最幸福的天堂，其文化之繁荣以及涌现的文化巨星之多，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此现象发生在北宋，自是有其特定的原因。
首先，这要得益于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确立的依靠文官集团来治理天下的政治模式。宋太祖登基称帝后，鉴于唐末以来地方武将经常擅权篡位的经验教训，从维护大宋政权的角度出发，决心要用文官来制衡武将，以防止武将权力过大。于是一系列具有大宋特色的改革应运而生：“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的兵权；文官担任知州，替代武将成为了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文官主持枢密院，辅佐皇帝控制了军事指挥。
其次，北宋的科举考试大幅增加了录取人数，并且打破了门第的限制，这使大批庶族子弟甚至寒门学子都能通过相对公平的儒学文化考试而融入到官僚体制。这不仅壮大了文官队伍，更使文官有机会进入到了帝国的领导核心层，参与国策的制定。
再次，宋廷自真宗景德元年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以来，百余年间对外无大规模战争。四海清平，百姓安居，为文官安心治理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也让文官的地位持续保持，一直未曾受到严重的挑战。
在这些举措之下，北宋的文官们面对着史上最宽松的政治环境，拥有了让无数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又怎能不意气风发，全心全力去实现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抱负呢？
他们胸怀理想、志存高远。读书求学时，他们便会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中举做官后，他们身居庙堂则忧其民，贬谪江湖则忧其君。“天下”“苍生”这些看似离生活很遥远的概念，在他们心中往往比自身的生命还要重要。他们大多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会像儒家先哲所说那样“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他们坚持信念、遵循原则。对待治国理念，他们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因此他们的政见往往并不相同。他们会各执己见，并为此吵得耳红面赤，但也仅仅如此而已，这里面并不存在阴谋陷害落井下石，而大多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之争。他们争吵甚至绝交，其目的却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前途。司马光苦口婆心写了三次的《与王介甫书》与王安石简明扼要的《答司马谏议书》便是最好的例证。
他们追求诗意、创造美好。年少时，他们读书习字，做官后，他们依然精研学问、著述文章。他们的散文继承韩柳功业，叙事抒情更加生动真实，意境哲理愈加融会贯通，语言流畅并充满诗意，成为继汉唐以来散文史上的又一高峰。闲暇之余，他们还能尽力发挥自身的艺术天分，在诗词书画各领域大展身手，其展现出的艺术创造力滋养着后世百代。
他们忠孝懂礼仪，温柔知情趣。他们对待亲朋妻妾都有情有义，大多是值得交心的性情中人。翻开《全宋词》，有多少是描写相思之情的？有多少是纪念刻骨铭心的爱情的？这或许很难统计。但我们知道，在宗法制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把女人视作传宗接代的工具。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们往往会以平等的视角去对待女性，去追求真挚又热烈的爱情。那种爱情不轻挑、不艳俗，而是纯净雅致、缠绵悱恻。它可以是晏几道的“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可以是欧阳修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可以是苏轼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还可以是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在连续数代士大夫们的治理下，北宋的经济长足发展，文化空前繁荣，科技的发展应用也达到了历朝之最，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居于同时代的世界前列。
不过，凡事有利就有弊。文官地位的直线上升并形成对武将的全面压制，从根本上决定了北宋不可能像汉唐那样拥有气吞山河的军事功业。守内虚外的战略使得大宋王朝汴京守备空虚，一旦有外敌入侵便往往处在一种被动挨打的态势中。
文官对军事战略的决策也很成问题。读书人意气用事起来，其执拗程度比武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听闻党项人李元昊自立称帝时，他们会群情激愤，不顾西北前线是否做好准备便一致同意出兵讨伐元昊。当听闻可以有机收复幽云十六州时，他们会欣喜若狂，并且会同意与一个好战的野蛮部落结盟，转而攻打与自己交好百年的辽国。犯下如此严重的战略失误，主政的文官士大夫真是难辞其咎。
况且，任何群体都存在败类。读书人里面也有诸多看似道貌岸然而实则各怀私利的小人。当这些人有能力左右朝廷决策，又因私利而开始拉帮结派时，北宋的治世实际上已宣告结束。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大宋王朝的经济依旧富庶，但没有人关心它的富庶是否应该有强大武力作为保护；王朝的文化依旧繁荣，但没有人关心它的繁荣是否应该惠及民间并让百姓从花石纲的劳役中解脱出来。
此时，江南的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生活在白山黑水的强敌已虎视眈眈，大宋王朝距离总崩溃已时日无多，而朝堂上的文官们依旧浑然不觉。这恐怕是宋太祖当初设计文官政治时所没有预料到的吧。 作者单位：山东旺旺食品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