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济阳的峥嵘岁月
五、垛石桥“雇工增资”、“反奸诉苦”
垛石桥镇位于徒骇河南岸，距济阳县城二十公里，西接临邑县到济南的干线公路十五公里，是济阳县北部的重镇。日寇侵占济阳县城后，于一九三八年安上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三十余人，伪军两个中队二百余人。伪军头子系济阳县大队长匪首白玉亭的外甥，小名叫甲子。还设有：伪区公所、区长付子安，伪三、四、五区联合办事处，专门为日寇搜刮筹措经费供应，伪新民会，替敌人进行宣传，是日伪的宣传工具，会长是张维久，伪宣抚班，是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给敌人搜集情报的机构；伪合作社，是日寇侵华“以战养战”的经济组织，以推销日货，收购我粮、棉等战略物资，掠夺我国人民的财富。伪镇公所也设在这里。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各种各样的伪机构设置一并俱全。它是济阳县日伪统治三、四、五区的中心。该镇据点安设后，经武装部队四零年五月间、四一年秋两次袭击，第一次消灭敌人一个伪区公所和一个伪中队；第二次又搞掉一个伪区公所和一个伪中队的一部分，并毙伤日本鬼子五人其中指挥官一人。日寇连遭打击，被迫撤退，据点光剩下伪军和伪组织人员龟缩在里面。一九四四年，在我军强大攻势的威迫下，加之大、小杨家及姜家窑、范家屯、赵博士店一带民兵的不断喊话教育，还有周围村中群众轰轰烈烈的“雇工增资”、“双减”、“反奸诉苦”等斗争，连吓带饿，他们于一九四四年春季的一个夜间，偷偷跑到济阳县城去了。
垛石桥镇与附近的杜家庙、小街子、前后楼、同家等村一带的群众，尤其是垛石桥镇的群众，因多年来遭受日寇、汉奸、特务坏蛋们的残酷迫害，财产被抢掠，人身被杀辱，仇深似海，怒火万丈。敌人跑掉后，他们仇恨的火焰燃烧起来。在驻村干部的启发教育下，他们组织起来，与当地汉奸、特务和地主豪绅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其中尤以垛石桥街斗争迅猛，该村群众在驻村干部杨兴同志的组织帮助下展开了斗争。这里要提一下杨兴同志。他原名王思贵，系济阳二区杓子李家村人，于回河镇伪中学读书时，被地下党员唐国新同志介绍为中共党员。因工作需要调出经培训后担任了五区区委宣传委员。他聪明机敏，勤奋好学，工作积极肯干，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好同志。不幸于一九四七年夏季，被国民党武装匪特“还乡团”杀害，牺牲于淮里区秦家村。当时他任淮里区区委书记，年仅二十余岁。
垛石桥镇在日寇汉奸的长期盘居下，情况非常复杂。据调查了解，除明牌汉奸、伪人员外，暗处还有奸细、日特加国特。当时这里被称为“三多”：一是伪军、伪属多；二是坏蛋、流氓、赌徒、明妓暗娼多，其中民族败类臭名远扬的栗三妮子，又叫三姑娘，公开投靠日本鬼子队长，三是被迫害，苦大仇深的群众多。
根据该镇情况复杂的特点，在群众运动开展前，五区区委会首先召开了会议，对该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一致认为该村在日伪汉奸长期统治下，反动势力较有基础。因此，群众在这些豺狼毒蛇的吞噬压榨下，苦大仇深。反抗性强烈，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相当尖锐。这就要求必须掌握政策，讲究策略，提高警惕，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好斗争力量，致敌人于死地，战而胜之。
斗争一开始着重抓好调查研究、宣传发动工作，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一工会、农会、妇女会、儿童团、民兵基干队。经过一段时间，基本上摸清了该村的阶级、阶层的结构和社会关系。全村共百余户人家，地主富农十来户，其中最坏的有封建地主“杜善人”，还有国特反动头子地主豪绅杜开伦。他在该村伪中学补习班名为当教员，实为搞国特活动，很反动。雇、贫、下中农三十多户；中农四十来户；小商贩和手艺人二十来户。这些住户有伪属三十来户，但不少是穷人家的子弟，被迫被骗或被抓当伪军、伪人员。少数坏的为逃避惩罚，已随敌人逃了跑到济阳城里去了。
在宣传发动工作和调查研究情况的同时，教育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如雇工主席周朝芳，在斗争中表现很积极，后成为中共党员、脱产干部。他长期在“杜善人”家当雇工，年龄四十余岁，尚未成家，苦大仇深。又农会主任兼村长（民选的）杜明然，出身铁匠，年纪三十余岁，一家四口人，只靠他一人打铁来养活，父亲被本村地主豪绅欺压而死，母亲也气病而亡，仇恨常年聚积心中，时时寻机报仇雪恨。杜明然同志身高两米，膀阔腰圆，拳头像小铁锤，手掌张开像蒲扇，从小当铁匠练就了一副好身体。他说话声音洪亮，还会武术，大刀耍得很好，力气又大，如动拳脚，十人八人靠不上边。他性情忠厚憨直，品行端正，乐于助人，在村中很受人们尊敬。他在群众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后被杨兴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爱人杜大嫂也在村中发动妇女参加斗争，又能照顾县、区下来的干部，在革命中也作出了不少贡献。
妇女主任周玉枝是个大姑娘。从小失去了父亲，是母亲教养她成人。她性格腼腆又直率，斗争性很强。家庭生活很困难，母女二人靠给别人做针线活糊口。他母亲杜大娘，虽然已五十多岁了，但身板骨很壮实，对坏人很仇恨，对女儿参加群众斗争很支持。
民兵队长周芳敬，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小伙子，长得英俊但不识字。父子二人靠做小买卖维持生活。他性格敦厚爽朗，不笑不说话，很惹人喜爱。他喜欢玩枪弄炮；对当民兵队长很高兴也很负责。在斗争中经过锻炼也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后来参了军。其他积极分子就不一一介绍了。
斗争一开始，先由周朝荣率领雇工们向“杜善人”进行说理斗争。要求增加工资，退赔粮款。因为其他雇主都看着“杜善人”的眼色行事，所以先向“杜善人”开刀。“杜善人”表现很狡猾，他当面答应给雇工退赔粮款，其他雇主也鹦鹉学舌一样口说给雇工退赔粮款，但斗争结束后数日无音讯。经调查，原来是“杜善人”这家伙耍的美人计。他让他的老姑娘夜间送酒送菜到雇工周朝荣住的牛棚里，并勾引他。老地主的奸计被老周识破了，把老姑娘骂了一顿赶了出去。一计不成，“杜善人”又叫他的管账先生狗腿子“二先生”放出风来，说什么“周朝荣什么也不要了，马上就和杜家的老姑娘结婚了”。以此来败坏周朝荣，破坏“雇工增资”斗争。群众知道后，义愤填膺，马上召开大会揭发了老地主的鬼把戏，并迫使狗腿子“二先生”出来作证。其他地主们都表示低头认罪，分别向各自的雇工退赔了粮款。此后，在农会主任杜明然的领导下，又组织了诉苦大会，并邀请前楼、后楼、杜家庙、同家、周家沙窝等村的雇、贫农、下中农来参加。以后，工会、农会、妇女会、儿童团、民兵队等群众团体，又向反动地主国特分子杜开伦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但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杜开伦为首的地主豪绅煞费苦心地玩弄了不少鬼把戏，如利用地痞、流氓、伪顽家属散布谣言，什么“八路军呆不长了，中央军不久就打过来了”、什么“鬼子快来扫荡了，谁参加斗争就杀谁的头，分的东西要加倍偿还”等等。有的甚至明目张胆地给杜明然同志写恐吓信，总之他们是千方百计地破坏运动。
以杨兴同志为首的工作组的同志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总结了第一次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以下对策：
（一）开好积极分子会议，揭露地主豪绅们的鬼把戏。说明对这些家伙采取说理斗争讨还血债是天经地义的，民主政府是保护和支持的。要想求解放当家做主人，就必须斗倒地主老财们，大家不要怕这些家伙们的威胁和恫吓，也不要上他们的当，要严防他们的阴谋和暗箭。要积极为穷哥们办好事，要团结起来与他们斗争到底，不获胜利绝不罢休。
（二）农会主任杜明然同志出面召开地主老财们的训话会。一方面要严厉指责他们造谣污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是破坏群众运动，如不停止，政府就依法严惩。另一方面晓以大义，申明政治上迫害、经济上剥削是不合理的，他们这些人在贫下中农和劳动人民身上是有罪的，他们欠了人民的债务，甚至还有血债。欠债是要还的。要他们不要继续与人民为敌，要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斗争教育，否则，群众是不会饶恕他们的。
（三）召开伪属会议。对伪军、伪人员的家属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申明当汉奸是可耻的，是叛国害民的，是极不光彩的。要他们规劝自己的亲人改邪规正，回到人民中来，不应该再执迷不悟，跟着日本鬼子为非作歹，残害中国人民。
（四）召开少数被欺骗、受蒙蔽的贫下中农会议。有针对性地揭露地主老财们的鬼把戏，说明他们一时上当受骗的危害性。要他们认识地主老财们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不要被地主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不要为一点小恩小惠就丧失警惕性，忘记了穷兄弟们。
分别不同对象召开会议后，分化瓦解了敌人，沉重打击了地主老财们的嚣张气焰，形势大为好转。于是，又召开了第二次诉苦大会。会上群情激昂，“打倒恶霸地主”，“向反革命分子讨还血债”，“地主老财把剥削的财物退回来”的口号声接连不断。群众诉苦的诉苦，申冤的申冤，吓得国特分子杜开伦以及地主豪绅瑟瑟发抖，个个像落水狗一样，丑态百出。他们哀求群众和政府饶恕他们，表示愿意退赔财物、粮款，愿意向群众低头认罪。大会后，由杜明然同志组织工、农、妇、民兵等群众团体，选代表组成了退赔粮、款、物资处理领导小组，根据诉苦群众的具体情况及损失大小登记造册。最后领导小组按群众意见，研究好处理办法，分别发给受害者。
分胜利成果的这一天，群众举行了庆功大会。会上鞭炮齐鸣，口号震天。欢笑声、鼓乐声汇成一片。大会后，群众纷纷要求参加各群众团体。经过审查，不少人分别参加了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基干民兵队等群众团体。更重要的是，从群众中选择了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品行端正、群众信得过的积极分子十余人，吸收为中共党员、选举杜明然同志为支部书记，诞生了垛石桥第一届中共党支部。从此，党的红旗飘扬在该镇的上空！（据《济阳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