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滩》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春柳和泠麦蒿，这两个人物身上展开的社会场景是一种冷酷的真实。而燕子和东海这两个人物生活真实感不强，出于情节的需要，想象虚拟的成分太明显，更多地是一种理想化、概念化的渴望。芳草和全福的形象虽然在《白净河谷》中曾经出现过，但在《女儿滩》中塑造得更加翔实生动，他们身上真正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的那份无奈和平淡。
        在创作《女儿滩》时，各种行笔手法与写作技巧鞠慧都已运用得娴熟精道，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断定这部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应该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可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偏离了现实生活的走向，导致整体分析来看未能达到应有的艺术水准。
        实事求是地说，鞠慧的写作能力这一点是无需怀疑的，只是预先设定的创作主旨限制了作品的现实性描述。也许鞠慧本人并不想让文中的主人公去按某种设想而不是客观实际去发展，“展现新时代下新农民的崭新面貌”，这一或明或暗的潜在而又现实的要求使得她动笔行文之时肯定有首鼠两端的困惑，主观美好的愿望脱离现实的支撑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当年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被翻译到中国，如同欧洲一样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可无论头脑如何清醒，拼搏如何努力，既定的残酷现实不会在瞬息之后而焕然一新，从“认识”到“改变”这一过程不单是漫长，而且充满艰辛。所以鲁迅先生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才更振聋发聩。
        当然，《女儿滩》中除了燕子的镇上招工，芳草的草编创业和东海的兔业养殖，这些因文而需的情节颇显空洞之外，文中的其它生活琐事的准确描述都是极富生活气息的。镇供销社副食组集资买长寿糕加工机器，长寿糕食品的广受喜爱，供销社职工的优化组合，芳草等人的草编技术，老棒在秧歌队的领伞之舞，黄河涨水时对滩里村庄的疯狂冲击等等，这些不经意的生活细节充分展示了该部小说的根基亦是深深植于作家所熟悉的那个实际生活。但正是由于淡化了当年在《白净河谷》里表现出来的记录时代、记录内心的执着与勇气，所以整部小说尽管有丰富而夯实的根基，在成熟而稳妥地加工之后，却未能育出枝繁叶茂的大树。
        客观地说，作家也都是生活在一定现实环境中的普通人，能于游刃有余中而不食人间烟火的绝对是臆想中的全圣全贤。即使大彻大悟的佛祖也要在菩提树下趺坐修行七七四十九天，可倘若换做等同你我的世间凡人，莫说是七七四十九天，就是二七一十四天，饿不死，也肯定渴死！玩笑，也不过就是玩笑，但真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别人不挺身而出、一味向世俗低头呢？
        鲁迅先生的那句“怕我未成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你读是读过了，可真正读懂了吗？其实在我们的文学实践中，“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无奈评价和“江郎才尽”的浅薄借口，细心揣摩折射出来的还是古人的睿智精明与城府幽深。
        孙子云：“兵无常势，文无定法。”《红楼梦》中作者在开篇就定了基调：“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自然是繁华落尽世事沧桑的真实体验；《金瓶梅》中，西门庆的豪言炫耀“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同样也是不折不扣的现实。如何巧妙地处理时代要求与生活走向的关系，不能不说也是作家成功标尺的重要读数。
        继《女儿滩》之后，鞠慧又创作了长篇小说《杏花如雨》。无论是看作时代变迁下的顺势之举，还是作家本人也想做一些多方面的尝试，从复杂多面的广袤社会到相对单纯划一的儿童世界，鞠慧转变的不仅仅是洞悉生活的坚韧，还有不断升华的创作理念。如果说《白净河谷》透出的是不露声色的执着与胆识，《女儿滩》展现的便是左右逢源的成熟与技巧，而到了《杏花如雨》折射出的则是世事洞明的干练与圆润。同时期的应约之作《花园里的SOS》更是这一理念的延伸与雾化。
        到了长篇小说《丁香季》，可以看做是鞠慧对自己早期的创作理念与时下文艺主流的有益尝试。一方面是作家想通过学校这个相对较小的舞台去反映社会这个大剧场，一方面是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实际，仅做“采风”式的整合，就很难达到既定目标的高度。就像在《白净河谷》里，她能准确生动地描绘出那个特定年代供销社转型时期的细致变化，而在《丁香季》里，无论写作技巧如何浑熟，人物情感心理的把握却只是一个精微的看客，与表演者的自然流露之间总有一层难以忽视的隔膜。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