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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六年（1867）九月十日晚，曾国藩与他的心腹幕僚及心爱弟子赵烈文进行过一次长达数小时的密谈。当时曾国藩心情非常不好，决意退出官场，赵烈文却反复劝慰曾国藩不能息肩，并建议他把妻子儿女兄弟都接出来。曾国藩听后不仅打消了退出官场的想法，而且下决心把家人接到了金陵（今南京）。
        在赵烈文看来，慈禧太后和年幼的皇帝离不开曾国藩，平民百姓离不开曾国藩，湘军离不开曾国藩，国家稳定更离不开曾国藩，不管是天下安危还是曾国藩一家人的安全，都不允许曾国藩退出官场，这真应了“骑虎难下”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老话。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说到底正是在于曾国藩亲手缔造的湘、淮军制。   
        在编练湘军时，曾国藩为了使其成为由他个人控制、指挥的军队，不仅大肆制造舆论，说他创办的湘军不同于“官勇”和“义师”，并且在军制上精心设计，巧为谋划。为此，他着重在两个方面做了努力：一是加强各级军官权力，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士兵绝对服从军官，全军绝对服从他曾国藩本人；二是坚持募勇的地域和私人情谊至上原则。
        为了保证军事指挥系统的坚强有效，曾国藩于是在湘军中规定，不管积功几品，官位多高，哪怕已保至一、二品提督和总兵大员，只要在湘军中仍处于营、哨之位，就必须绝对服从统领、分统的指挥，即使这些统领、分统只是从九品官员。湘军实行这一原则的结果，是在士兵中形成了一种观念，什么朝廷，什么国家，什么官秩尊卑、级别高低，统统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可以不去理睬；只有上级长官的意志和喜怒好恶，才是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特别留意的。这样一来，所谓朝廷“名器”，就变成无足轻重的东西，往往顶不上湘军长官的一句话。另外，湘军的军饷自筹，也导致了湘军官兵与朝廷和国家不断离心离德。
        曾国藩想退出官场的愿望，不仅多次同赵烈文说过，而且在同治六年（1867）五月十二日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也明确表示过：在大局日坏的情况下，“与其在任而日日如坐针毡，不如引退而寸心少受煎逼。……离开亦未始非福”。
        在曾国藩日记中，更是经常能见到他迫切希望功成身退的文字。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的日记就写道：“四点睡，不甚成眠。心中郁郁，常思解去要职，以免谤疑。”
        曾国藩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到最后竟然会有自己想退出官场却不能的这一天！曾国藩既然不能功成身退回家乡颐养天年，那就只能继续为清政府卖命。清政府偏偏对他疑忌很深，不放心他在两江总督位置上久待，于是一会儿将他调到这里，一会儿将他调到那儿，表面上好像是借重他的名望和地位，让他担当大任，实际上是对他的污辱和折磨，成心把他累死。这是因为曾国藩在两江地区建立了非常发达的权力支配网，他在江南的势力实在太大，清政府无论从政权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角度着想，都不会让曾国藩长久在这里任职，于是一有机会就动他的心思，打他的主意，非将他赶出老巢不可。
        到了晚年，曾国藩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别说要他承担如此繁重的任务，就是翻来覆去地北上南下、长途跋涉，也会将他折磨死。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五日，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期间一直在书局工作的张文虎，得知曾国藩去世消息后，就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爵相“治兵十载，被极劳苦，其莅两江，七年之间凡三往返，心力倶困”。
        所以对曾国藩来说，为国效力，实是骑虎难下，身不由己，真是苦不堪言。尤其是剿捻失败与办理天津教案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打击，更是常人难以体会。曾国藩不仅连遭弹劾，声望大损，而且被国人骂为卖国贼，落到千夫所指，举国欲杀，抑郁而终的可悲下场。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曾国藩自己一手造成的，说他是自作自受或是自食其果，岂会有错？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