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级大学生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我（本文作者：蒋述卓）出生于农村。父亲虽在解放前只上过两年私塾，识字不多，但他却喜欢读书，经常向村里的人借书来读，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父亲对书的爱好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那一代很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
1972年正值所谓“教育回潮”时期，我在高中毕业以后选择了读桂林师范学校。197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19岁，是当时学校里最年轻的教师。尽管那时思想比较禁锢，但是大家对文化的渴望非常强烈。读中专时，寒假不回家，一为节省路费，二是想尽办法多学一点，在学校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自学了一遍。图书馆能借的书基本上都借了，包括一些禁书，偷偷躲在里面看。
毛主席说不能从学校到学校嘛，我没有在农村锻炼过的实践经验，不够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资格。为了取得这个资格，我在1975年专门申请到农村去锻炼了一年，当了一年“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队员，在教育农民的同时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那里接触了一些当时的知识分子——从地区文化局下来的诗人与剧作家。他们带来一些看不到的小说，如欧·亨利、屠格涅夫的小说。他们还写诗互相传阅，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开始尝试写诗，写小说。
下乡结束我回到中专教书。1977年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心情很激动，想到自己的愿望与追求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学校里同一批留校的老师，都摩拳擦掌，都要考。当时我三哥也极力鼓励我报考，希望我能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四哥（当时在做矿井工人，后也读了大专当了公务员）也写信来叫我要报考。
接下来就是备考。虽然我上过中专，比高中生多上了两年学，但读的是语文学科，知识面还是非常窄的，尤其是数学。我专门请了所在学校的一位数学老师帮我复习，我从小学的小数点知识开始复习。那位老师的家里小孩多生活苦，我就用平时省下来的粮票给他做报酬。尽管如此，我的数学在高考时也只考了68分。
开考的前一晚我兴奋得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宿未睡好。第二天一早7点就出了门，走到半路才发现忘了带准考证，于是又赶回家去拿，好在没迟到。考了两天，政治、语文、数学、史地。考试时我还比较镇静，考得也还算轻松。当时的作文题目是《一件难忘的事》，再简单不过。我写的是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天，抒情散文的味道，最后得了86分。史地科的考试题中有京广铁路经过哪几个省哪几个城市一题，我没有出过省，也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根本就不知道。与现在的中学生相比，我们那时的知识面真是狭窄得很。后来上了大学，还有很多人说没看过火车，到学校一放下行李就跑去看火车。
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并不像其他人那么兴奋。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是复旦，第三志愿是武大，后来被录取到广西师范大学。我在学校旁边的榕湖畔徘徊了两三天，想着要不要上？是不是要再考一年？最后还是去了。据后来的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为570万人，只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为4.7%，所以，当年能考上大学的人真称得上是社会的幸运儿和尖子人才了。
在大学里，大家都带校徽，光荣！我们那时班上有很多是带工资读书的，最大的1948年出生，最小的1962年出生，在一个课堂上课，很有意思，有些都可以叫伯伯。我在班上算中间的，上大学时已经23岁，才开始学英语ABCD。
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女排、陈景润等人的事迹对大家的鼓励很大，当时我们都觉得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学习氛围很浓，几乎每个人都是清早一起来背书，晚饭后一边散步一边背。晚上关灯后，就到厕所、走道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书。对我来说，毕竟有基础，学得比较轻松，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还担任系里学生会的宣传委员，负责出墙报。当时我们自己创作的许多诗歌小说就是首发于墙报上的。
那时大学生都“以天下为己任”，讨论的气氛非常浓，往往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争吵最多的不是生活琐事，而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一些观点。还记得争得最多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争他到底是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还是写爱情为主。
学校里有相当好的老师，有些是北大毕业的，有些是复旦毕业的，分配到广西来教书。他们给我们传递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信息，背诵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诗歌给我们听。印象最深的就是看电影，看《小花》《红与黑》，还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看完了老师上课就以这个为教材讲。所以说80年代那时读书思想开放对大家的冲击是非常大的。那时候确实是精英教育，不光老师是精英，学生也都是精英。
我觉得自己是社会的幸运儿，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哪怕是干部的子弟，也不会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经历过在一个平台上奋斗的历史，所以即使人生再次遇到挫折时也能够坦然接受，打不倒。所以这一代人的宝贵财富主要还是在精神上，在物质上基本没有享受到什么。当时的同学，后来都成了各个领域的翘楚，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77、78级这一批人，应该是“时势造英雄”。（摘自《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