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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队在村子里同样准备好后，先用枪试了一下，看看不行，便在被子后面又加了一层砖，试了几枪，完全打不透，便在下午二点，从河堤上由西往东由战士推着慢慢接近据点，在离据点50米左右的地方，停下，敌人打了许多枪，我们一个伤亡也没有。到了晚上又挖了一条深沟直通河堤大车处，并将许多砖运到河堤上很快地砌了一道对据点居高临下的砖墙，敌人的据点内部一切活动完全处在我们的枪口之下。第三天下午，朱宝承在河堤上向敌人喊话，迫令敌人缴枪投降。这时伪军看看顽抗已无希望，其中有一个兵痞外号叫刘趟浪子的首先把枪往外一扔，表示投降，其余伪军也都接着把枪丢在外面，一场攻坚战由此结束。
        一九四四年七月正是炎烈的夏天，我们在二区一带活动。一天傍晚，平棚店的伪军教练王占熬秘密派人给朱宝承捎信，称伪军头子打算最近将伪军撤到城里，但他现在不在平棚店。平棚店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当地二区人，出身成份大部较好，一般不愿离开家乡。送信的王教练年纪近五十岁，留着日本胡，同伪军头目有矛盾，伪军头目不在据点，由他的侄子卢代彬代管。卢代彬这个人比较厚道，没有多少点子。朱宝承同卢从小就很熟，朱宝承得到情报后，马上将部队带到据点附近村子驻下，派关系人将卢和王教练找出来做工作。向他们讲当前形势：日本人是在走下坡路，迟早完蛋不成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祖国着想，为这百多跟着你们走的乡亲子弟着想，若继续干对不起祖国人民的事，抗战胜利了，你们是无法交待的，难道你们等着将来人民公审你们吗？
        王教练态度明确，主张将部队带到济阳县大队，和朱大队长在一起抗日。卢代彬有点犹豫，他讲：“叔父叫我替他代管，他不在跟前，我把人带走了，对不起叔父。”朱宝承讲：“我们县大队就在跟前，你不能再犹豫，你知道平棚店的一百多乡亲子弟在关键时刻不一定跟着你叔父走，县大队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为乡亲子弟着想，也为你这个老乡着想”。
        从傍晚谈到十点多，卢代彬终于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同意将伪军马上带到县大队。谈妥后，连夜将储存据点内的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动员附近群众运出，并将据点迅速拆毁填平。
        平棚店伪军起义后，经分区同意编为济阳县大队特务队，卢代彬任队长，王占熬任副队长，不久分区又派了马连魁来担任指导员。对于表现好的原伪军班长提为副排长，其中有一个姓李的以后还被发展为党员。
        卢代彬的叔父是个大烟鬼，部队起义时，他在济南，以后也始终未回济阳。在这部分伪军中有他的几个亲信，表现不怎么好，也吃不了苦，起义后不久，便相继请假不干了。这些人离开部队进一步巩固了起义人员的情绪。卢代彬本人起义后表现很好，在战斗中也表现不错。由于他和王占熬年纪较大，我们特地允许他们将起义带出的马留两匹给他俩在行军中骑。
        在平棚店伪军起义后的三个月，济阳形势越来越好，在他们起义后不久，四区辛集的伪军也起义了，垛石桥、哈八沟的据点也撤了，全县只剩下孙耿、刘家营和曲堤三个据点。在形势影响下，起义人员觉悟越来越高，他们普遍要求将特务队改编为小队。在这同时四区区中队人数扩大的较多，战斗力较强，经上级分区批准后，将四区区中队并为县大队四小队，特务队改编为五小队，起义部队改编后情绪更高了。
        大约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底的一天，我们侦察到日本人派驻鲁北武定道十三个县的顾问，由济南乘三部汽车经济阳北上，去商河转惠民。朱宝承根据情况分析，认为县大队可以通过打埋伏将敌人吃掉，因伪军不堪一击，主要是鬼子，十几个鬼子可能拼命抵抗，但是打好了，可以全歼敌人。
        从济阳到商河的公路还可以勉强通行，朱宝承根据敌人通过的公路情况，将埋伏点设在徒骇河南五公里处的一个村庄。由于敌人在通过我们活动区时有些提心吊胆，又加上三辆汽车都是旧式老爷车，两部汽车装东西，一部装鬼子，还有四、五十个伪军步行掩护，所以行进速度很慢。敌人从上午出发一直到下午三点才进入我们的埋伏点，朱宝承带一、二、三小队，等敌人进到埋伏圈后，首先用猛烈的火力给敌人强烈的打击，敌人中埋伏后，伪军丢下鬼子就跑到刘家营去了，十几个鬼子拼死抵抗，但终抵不过我们四面八方的围歼，打了将近一个小时，俘虏三个活的（一人受伤），其余全部被击毙，缴获三部汽车，一部汽车装的土造机枪和步枪，一部装的烟台出品的金奖白兰地酒，另外缴获二十响驳壳枪五支，手枪二支，望远镜两个。
在歼灭武定道十三县顾问前，记得还配合分区独立大队在济阳七区中心围歼过驻守在当地的土顽。由于这些土顽是当地人，对当地地形熟悉。在围歼中，敌人利用夜晚地形熟，抵抗了一阵便偷偷地溜掉了，其中有一小部分跑到商河据点里，不时窜到七区骚扰，济阳县七区区长（也可能是八区）付XX在敌人窜扰中被抓去。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我们县大队一二三五小队在八区活动。由于已接近天气寒冷的季节，我带了五小队返回二区运棉衣，请了两辆大车帮助运输，来回一个星期。当我又回到八区仁风一带时，朱宝承留下的侦察员找到我，对我讲：朱大队副带着一二三小队配合独立大队到惠民城东扫荡刘景良的部队去了，让你就地等着他们回来，他并将朱的信交给我。信中讲：“我们同独立大队到惠民东边去了，那里是你的家乡，可惜你不在，我们到那里不久就回来。”没法子，我只好带着五小队和运棉衣的两辆大车在济阳八区和惠民二区流动了几天。在惠民八区肖圣庙一带，会见了几位惠民乡师的同学，在群众的秘密检举下，将刘景良存在当地的粮食取了出来发给了群众。
        朱宝承在我们返回八区一个多星期便返回来了，我们会合后，将棉衣发给大家，然后到二区休整。大约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朱宝承离开县大队到渤海军区参加整风学习，一直学到第二年四月才回到二分区，接替参谋主任的职务，原参谋主任张宝珊于第二年（1945）十月到济阳县独立营任营长，济阳县大队升级为独立营。比其他县都发展的晚一些，不同的是独立营为甲级的独立营。
        朱宝承离开县大队不久，一小队政委赵元洪又集中到分区参加整风学习，分区便派了司令部参谋杨剑鲁同志到县大队暂时负责大队的领导工作。
        在朱宝承离开济阳的前后，济阳县长吴鸿宾也调走了，接替他的是王其元同志。
        大约一九四五年三月，王其元同志和独立营在一二区交界处活动。一天早上听说索家庙发现敌情，敌人不多，便带着独立营一三小队前去迎击。这时我还在济阳养病，他将部队带到索家庙西边一个小村里。由于没有弄清确实情况，便将部队布置在村子东面，一直到上午十点左右，敌人穿着便衣突然向我们发起猛烈进攻，这才发现是鬼子“三角部队”。王其元令部队赶快后撤转移，但已经来不及，造成一二十人的伤亡。事后部队怨言颇多，讲：朱大队副在这里绝对吃不了这样的亏。    （待 续）（据《济阳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