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私企第一人：见证私营经济“光彩”路
1980年我30岁，刚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当时正逢大批干部知青从干校、农村返城，工作岗位十分紧张。我在家整整等了八个月，仍迟迟没有盼到给我安排具体工作。苦闷、煎熬、度日如年，那种滋味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老这么等着也不是个办法。我曾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学过一段时间摄影，在这方面挺在行，于是动起了自己靠技术挣钱的心思。那时，社会上的主流看法是闲散人员才会去做买卖，大多数人都不屑于抛头露面，没有正式工作让人看不起。所以当我和父母说要“干个体”时，他们极力反对。好在妹妹支持我，还悄悄把她做临时工挣的400元钱包在一条花手绢里给了我。
我用这400元钱买了一台“海鸥”120相机、一台洗印机、一台放大机，并将摊亭设在大连动物园门口，起名“照照看”，意思就是欢迎人们来试照，不满意可以重拍。1980年年底最寒冷的一天，“照照看”开业了。
开业第一天，一个熟人路过，我下意识地躲到树后面，结果还是被发现了。他说：“你躲什么？这没什么丢人的，你比我强。你看我，在单位待着并不舒服，人际关系不好处；在家里吧，每天只能喝二两酒，多一两也不行，为什么？没钱！多一两就透支了。你多好，自在灵活！”
我当时照一张彩照收2块钱，能赚1块；一张黑白照片收1块，能挣7毛。第一天，我赚了3块。晚上回到家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些部队转业的战友，一个月工资也不过50块，我如果每天赚3块，一个月下来就是90块，可比他们赚得多多了。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发大财”的感觉。那天是1981年5月1日，风和日丽，来大连动物园的游人相当多，从早上一直到太阳西下，我手里的相机始终没闲着，整整站了一天，硬是把脚掌站肿了1公分。当天晚上回家，我把装满零钱的口袋交给母亲后，问妹妹：“你猜今天挣了多少钱？”妹妹根据以往情况猜道：“50？”我摇摇头，因为觉得不止这些钱。“100？”然后全家人坐下来一起数钱。天哪竟然是500！一天就挣了500块，这是真的吗？“干个体”的日子紧张充实，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骑自行车7点30分赶到大连动物园门口，把摊位布置好，8点开张。当时，在动物园门口办照相摊位的个体户连我共有7个，大家处得十分融洽，每天晚上7点一起收摊。回家后，我还要冲胶卷、晾晒胶卷、洗相片、晾相片，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我父亲起床替我给照片上光；5点，我母亲起床，替我将照片一一放进小纸袋……真是全家总动员。后来，我天天盼下雨，因为只有下雨才能休息一下。
一天，我摊位前来了个小伙子，个头只有小孩高，转了半天不走。我主动上前问他有什么事，他迟疑了一会儿说：“我今年29了，因为严重驼背，个矮，长这么大一直没有照过相，特别想给自己照一张。可我去了市里七家照相馆，没有一家愿意给我照。”他问我：“像我这样的，照出相片来真的很难看吗？”
我带他来到附近的一个街心花园，那里有一排小松树，我把他抱到小松树后面，让他把手放在小松树上。然后我退后几步，趴在地上选景，背景取的是渤海饭店。镜头里，小伙子一点也看不出是驼背。第二天，小伙子来取照片，第一次看见相片里的自己，他开心地哭了：“我从来没有照过照片,从照片上看我自己，就像正常人一样，我真高兴。因为身体缺陷，我总被人看不起，几乎对生活绝望了，是你让我重新有了信心！”我说：“这张照片留作纪念吧，不用给钱了。”那一刻，我觉得“干个体”除了能挣钱，还能帮助别人。
虽说挣了点钱，但当时社会上还是不太瞧得起个体户。一些执法部门也视个体户为洪水猛兽，营业执照说没收就没收；市容管理部门还把个体户和草木、垃圾归于一类，也属于清理范围，动不动就说我们扰乱市容。
1983年年初，我的营业执照被没收了，“照照看”也不得不关张。1983年8月30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晚上。当时，电视里播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见集体企业与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为人民服务最光彩，为国家分忧很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什么不光彩？好逸恶劳不光彩，投机倒把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请同志们传个话回去，说中央的同志讲了，党中央重视干个体自食其力的人，他们都是光彩的。”
胡耀邦同志的讲话让我一下子感觉“干个体”的也有了做人的尊严。第二天，那帮从事个体经营的哥儿们买卖也不做了，不约而同地举着当天的《大连日报》，头版登的就是耀邦同志关于“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大家让我来念，我一边念，大家一边激动地放声大哭，这话真是说到我们个体户的心坎里去了。
在讲话的鼓舞下，我在大连中山路租了个面积1平方米、每月租金60元的小门脸，1984年1月1日又开张干了起来。我还请大连书法家于植元先生题了一块匾“姜维影书社”。 （据《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