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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阳城始修于置县的当年（1129）九月，这在《新修县城记》中有明确记载：天会七年九月，康端出任济阳县第一任知县，下车伊始就“稽匠人之法，考官隅之制，肇筑崇墉，以限中外。经之营之，越四旬而告竣。”四十天的时间修建一座县城，仅是草创，主要是筑起了一堵城墙，使县城有了个里外，城内其他建筑则寥寥无几了。当时的城墙周长四里，高、宽都不甚宏伟。城墙外有护城壕一道，深八尺。城墙的东、西、南三面各有一座城门，分别名为“仁风”、“泰和”、“清阳”，城门上备有一座城楼。又经二百余年，至明成化年间张镗任知县时，才将城墙加高到二丈八尺，加厚到基宽二丈，顶宽一文。张端任知县时，疏通水道，将城内积水引入城壕，并在城旁植柳树数千株。至明万历三年（1575）知县秘自谦将土城墙易之以砖。万历十九年为了防备倭寇（日本的海盗集团）袭掠，知县蔡惟忠环城建起敌台十五座，台上各筑一座碉堡。万历三十七年，知县侯加乘又修葺城墙；挖浚城壕。
        县衙的修建始于建县后的第九年，即伪齐阜昌八年（1137）。济阳置县的第二年，金太宗立刘豫为儿皇帝，国号称“大齐”，年号称“阜昌”，都于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与南宋政权对峙，就如以前的张邦昌汉奸政权一样。至金天会十五年，即伪齐阜昌八年，金即废掉了这个傀儡政权。阜昌七年，徐弼出任济阳第二任知县，于次年才开始修建县衙。对此，《创修县衙记》中记载说：“县既构成，治署未备。徐候莅政之明年，按籍叹曰：‘吾邑环四镇，列二十寨，总万八千四百余户，郛郭肆市咸为可观，独无县署俨群目之望。正如一人，身衣裳，剑佩，前后襜如，独未冠也。吾何敢后！’”于是报请州官批准，于十月间调集工匠，经一个月的时间将县衙修建得“吏舍宾庑、狱区库局无一不具，公堂燕室意象轩轩，直出邻境之右。”古代以右为上，看来当时的县衙已是修得相当不错的了。后来又经元代的杜溥、董珍、马天铎，明代的张镗、张端、侯加乘，清代的解元才等几任知县或修葺或扩建，即更具规模了。其位置偏城内东北部（约在今县府、人大、政协住址），座北朝南。主要建筑有：谯楼五间，高四丈六尺，上悬钟鼓。仪门三间，正堂三间，问事厅一间，大小库房各一座。吏、户、礼房共六间，在正堂后，向西；兵、刑、工房共六间，与吏、户、礼房相对。茶房三间、倾销房三间。另有知县宅一所，共房二十余间；主簿宅、典史宅各一所，分别在知县宅东、西两边；布政司按察司、又分别在主簿、典史宅的东、西两边。监狱在仪门外以东，寅宾馆在仪门外西南。
        城内及城外附近还有文庙（县学驻地）、演武场、医学、僧会司及祠、坊、亭楼等建筑，不能一 一细举。
        四、县政机构
        本县金、元、明代的县政机构已不见记载，清代县政机构称县署。县署设知县一名，为总揽县政的长官。知县以下有典史为辅佐官员：其他如县丞、县尉、主簿等在明代已先后废置。县署内设六房、三班。六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吏房掌管官制、官规等事务：户房掌管户籍、财粮、税契及盐务等；礼房掌管典礼、学务、风俗教化等；兵房掌管缉捕、邮传、递解；刑房掌管狱讼；工房掌管河道、水利、城建。三班即壮班、快班、皂班。壮班值堂站班，兼管缉捕；快班专管缉捕；皂班于知县出行时跟轿护卫。另外，知县还有一套自己办事的班子，是由知县的幕宾、家丁组成的。由幕宾组成的是刑名、钱谷、书启、账房、征收等五科：由家丁负责的分稿案、执帖、用印、杂务等差使。幕宾、家丁当然是随历任知县的来去而更换的。民国二年（1913）县署改称县公署，署内设四课，即：总务、财政、司法、民事。改稿案为收发，房书（六房中的办事员）为录事，经承（各房的主官）为录事长，三班的班役为司法警察。民国十七年县公署改名县政府，次年，县组织法颁布后，县政府在县长下除秘书一人外，下设一科、二科，另外有公安局、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局、路政局。
        五、县政长官
        县政长官名称历代多有演变。秦代开始于全国推行郡县制时，县政长官称县令或县长，甲大县称令，小县称长。汉、晋、隋、唐相沿不变。至宋代，县政长官多以京官充任其事故称“知xx县事”，意思是到xx县去干知县的事。元代称县尹，但县尹实际上应该说是县的副长官，因为它与达鲁花赤虽然名义上都是一县的长官，由于达鲁花赤一一律是由蒙古族人担任，主要权力都在达鲁花赤手中。明、清两代称知县。民国元年知县改称民政长，二年改称县知事，十七年又改称县长。
        据本县旧志记载，济阳自金天会七年（1129）置县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的817年中，共历县政长官198任。其中金代2任，元代7任，明代63任，清代103任，民国（“七·七事变前）23任。总计195人，因其中佟崇勋任过2任（清朝倒数第二任及民国第一任），陆锦燧任过3任（民国第三、五、九任）。
        这些县政长官中，有很多是混迹官场，中饱私囊及庸碌之辈。如清光绪六至九年（1880——1883）周连元一任，即因“误征”留抵银被县民告发革职。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907——1908）陶绪泰一任，因“行为不端”被控去职。宣统元年（1909）萧方俊一任，因浮收糟米（于地丁税之外征收的谷物）被控去职。民国十九至二十二年（1930——1933）的县长路大遵更为狼狈，县内有人为他编了一副对联，横批是“路绝人稀”，上联是“大道生财财连银汉三千丈”，下联是“遵古泡制制死黎民百万千”。此为“藏头联”，即横批与上下联的头一个字联在一起是“路大遵”三字，内容是讥讽他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其脏财，残酷压榨人民，弄得民不聊生。这些人虽然煊赫骄横一时，但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待 续）（据《济阳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