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爆发前，中朝与美国的停战谈判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以来，美国一方面打不赢，另一方面又不认输，战争拖得越久，对美国越不利，但不甘心如此收场，这种矛盾心情表现得很充分，打仗的时候想坐下来谈判，谈判的时候又想着再打一仗来给中朝施加压力，因此，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一边谈，一边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
        毛泽东对此有清醒认识，停战谈判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周内给前方发去两封电报，前一封为：“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后一封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上甘岭战役爆发前，正值第七届联大和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迫使中朝方接受其在战俘问题上 提出的无理要求 ，美国政府指示“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向中朝方施加军事压力。据此，美方指挥官、时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四星上将范佛里特制定了后来成为笑柄的“摊牌”行动计划。上甘岭战役爆发前6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了“摊牌”行动计划。同一天，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在板门店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其退场时还叫嚣：“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获悉美方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后，致电中方谈判代表李克农，指出，“敌人蛮不讲理地拒绝协定，中止谈判，企图以此压迫即将开会的联合国大会赞同其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对此，“我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其对一切后果负责”。
        上甘岭战役爆发后 ，美军火力虽空前凶猛，然而付出惨重代价，仍无法越雷池一步。美军拼得差不多了，只能让韩国军队来当替死鬼，最终，进攻上甘岭的韩国军队，也消耗殆尽了。秦基伟自豪地说：“美七师、韩二师均被我打残废了。”“只得悻悻作罢，老老实实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则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报告中，沮丧地写道：“用这种方法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
上甘岭战役是美国 人挑起的，但主动权，却在中方，1952年11月15日，毛泽东谈起上甘岭战役时，底气十足地说：
        “美帝国主义要打就让他打下去，打下去就只有失……美帝国主义打起仗来有四个不利：一是死人，我与敌人的死伤比例是一比一点八，现在则是一比二点五。二是用钱，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用钱是我们的八倍至九倍。三是战略，东西两线不能兼顾。四是吵架，人民向他们吵，国内两个党派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吵。美方代表团在十月八日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提出的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改变的’。你是三个‘的’，我是一个‘打’，总要迫使美方把它提出的方案变为‘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
        事实证明，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得不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1953年7月26日，历时两年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完全达成协议。“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签字后，坦承“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彭德怀也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来，他说了段著名的话：“帝国主义在东方架 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