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链接

        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标志和主要内容。然而人们却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最早同“左”倾错误理论短兵相接进行交锋的，是从1977年春天开始的经济理论大讨论。正是这个大讨论，开始了对“左”倾错误理论最初的突破。

批判“四人帮”，但不允许批“左”

        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进行了近两年。
        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个年头，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方兴未艾。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也积极主张批判“四人帮”，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但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是继续维护“左”倾错误理论，并因此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使得事情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既要批判“四人帮”，又不允许触动那些“左”的错误理论。
        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作请示时，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人批示，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中的错误观点，理由是“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
        经济理论大讨论的发起人之一于光远后来回顾说：“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逐步展开，但主要还只是在使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和罪恶历史方面。当时虽然也提出要在理论上批判‘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但是，由于很多人思想上还不解放，‘两个凡是’的说法还有不小的市场，这一件工作很难进行。”

经济学界打破僵局遇阻力

        最先打破这种僵局的是经济学界。就在正式出台“两个凡是”的当月，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市委党校等单位共同发起，决定召开全国性的经济理论讨论会，从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着手： 1.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2.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3.批判“四人帮”插手搞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就在经济学界批判否定按劳分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唯生产力论”等极左观点时，正在起草中的党的十一大报告稿却依然写进了上述内容。然而，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的有力支持。1977年7月，邓小平谈到了经济学界的讨论，说他已经看过一遍《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书稿，肯定稿子写得好；还说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整个说来也不错，但感到还不满足，还没有大胆地讲，还有点吞吞吐吐。邓小平不赞成十一大报告草稿批判“唯生产力论”，指出“应该倒过来说”，应该发展生产力。
        8月3日，邓小平又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再次肯定按劳分配的文章。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冯兰瑞等人的文章《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邓小平看了之后对该室负责人于光远说：文章观点是对的，但是有点放不开。
        邓小平的支持，对经济学界解放思想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此后的讨论在规模、声势方面显然都超过了前一阶段。《人民日报》《光明白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讨论中的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

邓小平坚决支持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此文是国务院研究室按照邓小平的意见组织撰写的。邓小平亲自审阅了草稿，认为文章“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文章一发表就引起广泛反响，同时也遭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人的再次压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对这篇文章连同6天后《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一文严厉指责，说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他还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表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与此截然相反，邓小平则再一次表示了对文章的支持。8月19日，他同文化部负责人谈到当前的理论争论时说：“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讲真理标准的，我说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了；另一篇是按劳分配的，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共举行了7次，参加会议的至少在两千人次以上。经济理论大讨论最先对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理论进行了清理和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为了新时期经济改革实践的先导之一。（摘自《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