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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独伊是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5岁见到父亲，14岁听到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对于瞿秋白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瞿独伊记忆犹新。
        从1931年1月开始，我父亲就开始做各种文艺工作。共产国际开除了他，没工作了，就搞文艺工作。1934年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母亲在后来《回忆秋白》的书中写下分离时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看。
        父亲在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他不仅是教育方面的工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搞得很出色。写剧本、改剧本，参加演出，他都亲自参与。1939年5月，萧三到延安跟毛主席谈起父亲牺牲时说：“如果秋白还活着的话，我们延安的文化工作可以做得很活跃，可惜他牺牲了。”主席也觉得很遗憾。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据说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患病给了“左倾”领导者留下了借口。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三人。
        后来周恩来也帮父亲说过话，秋白也应该带走。博古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当然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国民党继续派重兵“围剿”苏区，留守的父亲在突围转移中被俘。被重赏通缉了11年的父亲终于“落网”，这对国民党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带领一支小分队在福建闽西山区游击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自杀，掉下悬崖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于难；父亲因长期患肺结核，躺在担架上翻山越岭难以支撑，邓子恢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走吧，我在这里不会被发现的”。在半山灌木丛中，父亲被敌人逮捕。
        父亲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长是宋希濂。宋希濂读过父亲文章，听过他的演讲。他称父亲为瞿先生，并且给予生活上的优待。
        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的特务，劝降劝了好久。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他，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都可以。
        蒋介石曾经召集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商议究竟怎么处置瞿秋白，说枪毙不枪毙，蒋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枪毙他，蔡元培一个人说，不能枪毙瞿秋白，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个人才。
        父亲从二十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戴季陶曾说：“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蒋介石发密令给龙溪绥署蒋鼎文，要求就地枪决瞿秋白，照相呈验。
        1935年6月18号要枪毙他，6月17号才通知了他。真正要枪毙那天，要他出来，他说等一会儿，我的诗还没有写完，他把诗的最后几句话写完就出来了，这就是他的绝笔诗，然后他署上“秋白绝笔”。父亲当时上身穿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低膝短裤、黑线袜和黑布鞋。黑上衣是母亲给他缝的，后来寻找尸骨时挖出来辨认时，她认得那个衣服的扣子。
        父亲很坦然地走到中山公园，中山公园有个亭子，他站在那里照相，然后给他准备了四碟菜，他很坦然地喝酒吃菜，然后出来用俄文唱国际歌。国际歌就是他在北京堂兄家翻译的，翻译的时候他一边弹风琴一边翻译。
        父亲赴刑场很坦然，不像是赴刑场，没有一点紧张或是害怕。他还一边走一边抽烟。神态自若，街上人和记者看这场景都看不出来谁是要枪毙的。他说，我有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地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唯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我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４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后来就晕倒在地。
        我休克了，不能说话、不能动，还在哭，但是我能听到别人说话。有人说，她是不是死了，我想说我没死，但是又说不出来。老师就拿一瓶香水擦我全身，这样我才能动了。
        当时特别难受，就想妈妈以后怎么办，以后妈妈一定很痛苦。我就一直哭，吃不下饭。回到国际儿童院，我到晚上不能睡觉，得了失眠症，也影响到孩子们的休息。
        老师骗我说带我出去玩玩，就把我带到莫斯科的儿童疯人医院。之后，老师就扔下我走了。我一个日本小朋友知道老师要送我去那，就说：“她不是疯子，她就是想她爸爸。”在这个儿童疯人医院，有些小孩把大便抹在墙上。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只有一个日本朋友给我来信说说情况，安慰安慰我……
        父亲牺牲后，母亲第二次来苏联参加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她就把我从疯人医院接了出来。母亲当时是在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部的委员，大会开完了以后，就留在苏联做这个工作。她去的时候很痛苦，因为那时父亲刚刚牺牲。晚上母亲拿出父亲写的信和文章看，在台灯底下，一边看一边掉泪。我就说妈妈你不要哭，爸爸已经过世了，你不要哭，我给你唱歌，我就一首一首地唱，唱了《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多俄文歌给她听。
        父亲和母亲感情很深，他们的信写得很热情，他说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独伊，就是常梦见你，经常想念你，我很想赶紧回来，回到莫斯科，看看你，拥抱你……
        1935年到1941年，母亲一直在苏联工作，在那里王明又打击母亲，撤销她的工作，不给她生活费，让她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解决，生病也得不到治疗。1938 年8月，党中央派任弼时接替王明的工作，母亲才被送到疗养院疗养，后来母亲去了共产国际的党校，可以一边学习一边休养，帮忙做翻译工作等等。
        周恩来总理到苏联治手的时候，我和妈妈还去探望过，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医院，临走的时候妈妈要求跟他一起回国，周恩来说，你继续养病，不要太思念秋白，把身体养好，再回去工作。（据《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