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疾呼“精诚团结，抗战救国”，眼看东三省沦陷，淞沪抗战妥协收场，在寻求救国之道的他愤然说：“我已看明南京决作不成一件好事，我应当走开。然走向哪里去呢？真是一腔热血无处可洒也。”
虚心接受共产党指导
1930年中原大战，反蒋联合阵营失败，西北军几乎土崩瓦解，冯玉祥避居晋南汾阳峪道河，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团和西北军官学校部分教员、学生。他一面总结历次反蒋失败的经验教训，一面蓄积力量，等待东山再起。
周围的人很快发现冯玉祥变了，以前是家长作风比较突出，现在是虚怀若谷，愿意接受意见。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冯玉祥取得了联系，派遣肖明、张吾唐前往峪道河开展工作。冯玉祥日记这样写道：“肖同志来谈发展党务，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到农工群众中去做工作，及如何作法，诚为有识之话。
肖明接着又谈如何摸清敌方情况，分析对方动态；如何建立“党团”；如何组织复群众等诸多问题。冯玉祥在思想认识上触动很大，有一次同老部下孟完章说：“主义、理论、组织，为极要之事，因有此虽败亦胜；无此即胜亦败也。”
为寻求救国之道，冯玉祥日以继夜地学习，认真攻读《资本论》等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阔了他的视野，澄清了以往一些模糊认识，“努力革命事业，必须有正确的主张”；“共产党的主义光明正大”。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有了很大进步，他同意共产党在他所办的汾阳军校中发展组织，“他听说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缺乏通讯工具，又主动卖掉北京的一所房子，购了一部电台，交肖明同志转赠”。
呼吁精诚团结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痛心疾首，日记满篇都是忧国忧民之情：“日人对我国正日事压迫，我因此心中焦急万分，吃、眠均难过。”
对于蒋介石，冯玉祥没少痛骂，但又一再声明，“凡与我主张相同者，均是同志”，“不管过去个人的恩怨，我们现在是以就国家为前提，所以重在彼此的认识相同，办法一致”。冯玉祥提出“备战和鼓励军心”“恢复党的民主制”“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等十三项主张，尤其是其中的限购奢侈品、严征遗产税和公务员限薪、推广保险行业等，即便放在当下，观点也不陈旧。
国难当头，国民党内部纷争不断，蒋介石被迫下野。1931年12月底，冯玉祥受邀到南京，到处呼吁“团结起来，消除隔阂，共同抗日，失地一定能收回，日本一定能打败”。他对行政院长孙科及李济深表示：“如国家有办法，大家真心救国，精诚团结，我愿继续干下去；不然，我决离开南京。
然而，外交日急，财政日困，孙科政府莫展一筹，国民党内多数赞成蒋介石复出，与汪精卫合作，一起扭转大局。冯玉祥也是其中之一，表示“ 我们应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救亡是不分彼此、不分党派的，谁不团结，谁不抗战，谁即没有救亡的资格”。
1932年1月26日，复出在即的蒋介石约冯谈话，“痛叙往事，各自深为惭愧”。不久，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冯玉祥竭力声援：“真令人兴奋欲狂……政府应当尽量接济，并赶快派遣军队前往应战，以增强我方的战斗力，而予骄妄之敌以当头棒喝也”。其后，蒋介石调派中央军第87、88师等部驰援淞沪。
“一二八”淞沪抗战，最终在英美等国调解下签订停战协定，蒋、汪选择有条件的妥协让步，冯玉祥十分不满，悄然离开南京，“隐居”山东泰安，他在日记中写道：“努力充实学问，看时局变化如何，再出耳！图报国耳！（摘自《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