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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我被救护车拉进上海瑞金医院，放置在急救室。病理科主任看到我那黑乎乎的全息ＣＴ后，问了一句话：“病人现在用什么止痛？”我的老公，那个可爱的光头男答：“没有止痛。”四十多岁的主任，倒吸一口凉气，一字一顿地说：“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到她这个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他们进行这段对话的时候，我只是屏着气，咬着牙，死死忍着，没有痛死，也没有哭。
        在急救室待了三天两夜。医生不能确诊是骨癌、肺癌、白血病，还是其他癌症。
        急救室应该就是地狱的隔壁一扇随时开启的自动门夹杂着寒冬的冷风，随时送病危病人进来。我身边的邻居，虽然都躺在病床上，但看看似乎都比我的精神好很多，至少不是痛得身体纹丝不能动。然而，就是这些邻居，凌晨两点大张旗鼓地被送进来，躺在我身边不足两尺的地方，不等我有精神打个招呼，五点多我就会被家属的哭声吵醒，看到一袭白单覆住一个人的轮廓。不用提醒，我知道那个人匆匆走了。如此三天两夜，心惊胆战。我没有哭，表现得异常理智，我只是断断续续地用于了身体里仅有的一点力气，录了数封遗书，安慰妈妈看穿世事生死。
        当2010年元旦我被确诊为乳腺癌四期，也就是最晚期的时候，我长舒了一口气，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因为这个结果是我预想的所有结果中最好的一个。既然已然是癌症，那么乳腺癌总是要强一点。
        病中的折腾，差点把我折腾成研究有关生死的哲学家。我对一个朋友说，别看你在交大教哲学，你现在未必有我思考的哲学问题多。如果说癌症对人有正面作用，此算其一，因为癌晚期里你很容易活明白。虽然，可能有点晚。
        此前，我是个极度开朗好交友的人，这可能和性格有关。以前总是觉得能见面、谈得来就是场缘分，就是朋友，于是我朋友无数，三教九流，各种各样。朋友多自然是好事，但朋友太多也会导致形体羸顿，心力乏苦。许是太年轻，许是愚钝，我总不知道在茫茫人海中，甚至在我所结识的人中如何去筛选真正的朋友。有一天突如其来的癌症席卷了我的全部，扬尘散土，洗沙留金。我只需静静躺着，闭眼养身，便可以分辨哪些是真正的朋友，哪些是所谓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件大幸事。因为，我是为了朋友可以付出很多很多的人。
        癌症一事，让我知道，若仍有后世，谁是我应该付出的人。朋友访我或是不访，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他得知我生病消息后的第一反应，眼神、表情、电话语气乃至网络留言里端倪尽出，你会觉得世间很多人情世故是那么让你淡然一笑。癌症的后遗症，会让当事人内心更加敏感，而外在表现愈加愚钝。我想我终于修成了此前羡慕而终不能得的“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此算癌症益处之二。
        癌症是我人生的分水岭。若论家庭，结婚八年，刚添爱子，昵唤阿尔法。儿子牙牙学语，本来计划申请哈佛的访问学者，再去生个女儿，名字叫贝塔。结果贝塔不见，阿尔法也险些成了没娘的孩子。回望自己的老父老母，他们的独生女儿终于事业起步，家庭圆满，本以为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不想等来的却是当头敲晕的一棒，有白发人送黑发人之虞。若论事业，好不容易本科、硕士、博士、出国，一道道过五关斩六将，工作一年，申请项目无论国际、国家、省、市全部揽入，刚有了些风生水起的迹象。犹如鹤之羽翼始丰，刚展翅便被命运掐着脖子按在尘地里。命是否保全是悬念，但是至少，这辈子要生活在鸡的脚下。
        其实，我很奇怪为什么反而查出癌症以来，除却病痛，自己居然如此容易快乐，倒霉与否从来没有想过。我并没有太多人生尽毁的失落，因为，只有活着有性命，才能奢谈人生。而我更多地在专心挣扎，努力活着，目标如此明确和单一，自然不会太过去想生命的外延。三十岁之前的努力更多是因为自己有着太多的欲望和执着，从没有“只要活着就好”的简单。我不是高僧，若不是这病患，自然放不下尘世。这场癌症却让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如此一来，索性简单了，索性真的很容易快乐。若天有定数，我过好我的每一天就是。 若天不绝我，那么癌症却真是个警钟：我何苦像之前的三十年那样辛勤地做蚍蜉。名利权情，没有一样是不辛苦的，却没有一样可以带走。 （摘自《此生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