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会址寻找的曲折过程
花了36年时间，才解开了中共党史的一个谜团
从1923年6月12日到6月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开了9天。这次大会，实现了我党历史上两个“第一次”：一是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和参与下，国民党“一大”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宣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二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
“三大”是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一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迄今召开的19届全国代表大会中，“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如此重要的一次会议，具体地址究竟在广州的哪里呢？
绝密档案里没有提到“三大会址”
1971年，整个国家正处在“文革”的动乱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曾经参加过中共“三大”的老党员徐梅坤写了一封信寄到广州，希望来广州考证中共“三大”旧址的问题。
在广州市革委会的批准下，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五人调查小组寻找“三大”会址。当时中央档案馆由中央办公厅管理。调查小组要查阅中央档案资料，需要经市委同意后报省委，省委同意后报中央办公厅。因为当时还是“文革”期间，报告到中央办公厅之后，还要经过周总理、江青，另外还有中办主任汪东兴批“同意”。三个人都批准后，才能够到北京中央档案馆去查资料。
经过层层审批，1972年，五人调查小组前往中央档案馆，复制了“三大”的绝密档案材料共6页，其中就有一直被视为绝密的《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材料取回以后，被放在一个专门的保险箱里。即使是当时的调查小组成员，需要查看资料时，也需要办理手续，并且不能摘录，也不能拍照，更不能复印。尽管这些绝密的档案对“三大”的历史研究很有帮助，但是对会址在哪里，却一点都没有提到，因此，调查小组的工作一下陷入了困境。
“三大”代表通过“1922”找到线索
为了寻找会址的确切位置，调查小组一共访问了15个老居民，开了7次座谈会，也访问了19位老革命。但是，他们都不是“三大”的亲历者。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党的“三大”代表，这才是最直接的法子。
终于，在各方努力下，经过国务院办公厅的批准，徐梅坤老先生来到广州，协助调查组寻找当年“三大”会议旧址。当年参加中共“三大”的时候，徐老先生还是个年轻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是个80多岁的老人了。徐梅坤老先生记得当时开会的地方在东山恤孤院路，可是当他来到恤孤院路一带时，一时间也难以辨认具体的位置。
有一天，徐梅坤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栋房子叫逵园，那个房顶有个“1922”。徐梅坤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立马就说他想起来了。当年开会就是在这栋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有两层楼。但是，他倒回头来一看，又说：“这不对呀，‘1922’这个房子，本来对面就是我们开会的一栋两层楼啊，现在怎么都变成平房了呢？”
那里的居民就告诉他，以前那儿确实有一栋两层的砖木结构的房子，但是1938年，日本人轰炸广州，把这栋房子给炸毁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不是当年的房子，而是广州解放以后，东山区的一个部门在这里建的一个临时仓库。“1922”这几个字为徐梅坤提供了寻找“三大”会址的重要线索。循着这条线索，他很快找到了附近的谭延闿官邸简园和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居住的春园。但是，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徐梅坤的记忆会不会出错呢？调查小组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借助1923年地图最终确定会址
在这个时候，广州市档案馆里又发现新的档案，那就是1923年8月19日测量的一个地图。中共“三大”是六月份结束的，前后相差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因此这张图有相当的可靠性。这是由广州房屋测绘员陈定中绘制的房屋图，图上逵园、春园和简园三点一线，甚至标示出“三大”会场位置民居距逵园仅21.3米。这就是说，徐梅坤先生的回忆没有错，档案可以作证。
就这样，中共“三大”的会址终于确定下来了，是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为恤孤院路3号），会址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民居。
即使调查小组访问了徐梅坤，也找到了档案，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心，因为这只是孤证。中共“三大”代表当时还健在的，有好几个人，一个是徐梅坤，还有一个是罗章龙，还有就是毛泽东。调查小组不可能去找毛泽东，于是调查小组打算访问罗章龙。当时“文化大革命”没结束，罗章龙还在被审查阶段。据回忆，徐梅坤说开会的地点在首层，罗章龙说在二层，这就有很大的矛盾了。这个会场到底在哪一层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974年12月，调查小组又去武汉找罗章龙，谈了五六次，最后终于确定开会的位置在首层。
2006年，广州市决定重建中共“三大”会址并设纪念馆，拆掉了原来那个仓库。拆掉以后，考古所派考古队进去，发现了原先“三大”房屋的地基。最后认定，这个房子就是在那个地方。
中共“三大”会址地点从1971年开始调查到2006年的最后确认花了36年的时间，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终于解开了中共党史的一个谜团。 （据《广东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