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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高恩传（1905——1957）字惠卿，山东省济阳县白杨店人。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七七事变”发生后，他正在髙苑县任职，于是带领妻子李孝娴（济阳县杨家寨李松友的女儿）和一子一女（五岁的我和三岁的妹妹高方）回到了老家。他用自家的房屋创建了白杨店小学校。有资料说，他又和高厚斋创建了垛石桥小学。
        高厚斋（1918——1946）原名高传忠，垛石桥大赵村人。他和我父亲是怎么认识的，又是怎么成为忘年交的，我没听父亲说过。他们当时创建的是学校本身还是该校里的补习班，我也弄不清楚。我估计是补习班。当时济阳县有不少小学，但在县城之外没有中学，致使小学毕业生没有中学可上，因为县城距离较远，钱花不起，更主要的是不愿在日军的鼻子底下去接受奴化教育。县里的爱国知识分子（包括高厚斋、我父亲、郭登王等）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就在垛石桥小学里面设立了两个补习班，实际上教的是初中课程，教材是老师们自编的油印讲义，而不采用敌伪编发的课本，也拒绝学习日语。当时的垛石桥只有炮楼，驻的是伪军，没有日本鬼子，日本人的手还伸不进这所学校。
        我在白杨店小学毕业后，就成了补习班的学生。1985年8月，时隔38年之后我第一次回济阳，才知道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赵守业就是我补习班的同学。
        高厚斋只是担任校长，并不给我们讲课。我父亲也不讲课，他依然住在白杨店家中，只是每周一早晨赶来学校，在操场举行的全校大会上做一次“精神训话”，讲的都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之类的内容。
        我清楚的记得，高厚斋校长个子不高，比较清瘦，少言寡语，甚至有几分腼腆。他对老师们（一般都比他年龄大、学历高）都非常尊敬，对人十分谦虚。他的京胡拉得很好，可惜学校里会唱京戏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学（记不起名字了），空闲时他就把我俩叫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个高大的房屋，有木雕的窗棂）去，陪他过胡琴瘾。我俩唱的都是《乌盆记》，我唱的是那段西皮“好一个赵大哥真慷慨”，同学唱的是那段二黄“老丈不必胆怕惊”。高校长喜欢拉二黄，让我也唱二黄，可惜我那时只学会了西皮唱段，至今我还忘不了他那种失望的表情。
        现在我才知道，高校长那时并不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只是个进步的爱国青年，受党的委托去学校做配合抗日的工作。他到了1944年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以后在惠民搞建政工作时遭到了敌人的杀害，年仅28岁。
        我看了《中共济南市济阳区历史简明读本》，其中写到了高厚斋，触动了我的旧情。该书的副主编肖端良先生知道了我曾是高厚斋的学生，让我写一点回忆，遵嘱写了上面不多的文字。 
        高厚斋  原名高传忠，今垛石街道大赵村人，1918年生。1941年打入垛石补习班，任校长，与国民党教师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积极贯彻新文化教育思想，进行抗日教育，很多师生转向抗日阵营，如范竹村、范德举等。同时，他是垛石一带文协负责人，进行秘密串联抗日活动。1944年，到渤海二分区任文教科员，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春，调渤干学习。1946年春，行署抽10名渤干学员组成工作组，到新解放区惠民市泊东乡进行组建基层民主新政权，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减息活动。高厚斋分到高家村工作。恶霸地主邓从文、袁加兴等，勾结长发道首孔兆水、国民党中统特务黄道明、山东道教总会会长朱志静策划暴动。4月21日，匪首邓从文、陈宝银趁召开全乡基干队员大会之际，买通了16个村的基干队负责人，包围了袁家村，将正在开会的包括高厚斋在内的8名工作组人员杀害。高厚斋后埋葬于大赵村西北角700米处。
        作者系济阳籍作家、甘肃省作协名誉主席、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