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次血的教训，人们充分认识到，没有真功夫难以看家护院，村里有识之士下决心组织护村队，请人在农闲时节教授青年人武功，达到健身护村的目的。通过数年的训练，不少年轻人功夫越练越好，少数人渐达上乘，名声也越来越响。那时候出门只要说是淮里洼的，无人敢惹，从此再也没人敢抢淮里洼，村民们也就练出了“耍马叉”、“踢禅腿”的真功夫，百姓们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也有人像杨建官一样出外保镖或当教官，过上另一种生活。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功夫在后辈人中已没有传承，也就逐渐失传了。
        （二）组建京剧团，生旦娱民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诞生，在淮里洼村有一群二十岁左右（最小的才十四岁）的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满怀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的兴奋，享受着有了自己的土地、房屋的喜悦，畅想着美好幸福生活的远景，心中萌生出一个共同心愿——成立“庄户剧团”。
        说干就干，他们七手八脚的忙活起来了。但是，演戏远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虽然他们当中有几个是村里的“子弟玩友”，略懂戏剧，能唱几段戏文，对乐器知识也略懂一二，但真正能走上舞台却是两码事。不懂就学，那时的学习条件相当差，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跟正规剧团拜师学艺，只有靠自学观摩，互相指点。只要听说四里八乡有演戏的，他们不论农活再忙身体再累，也不管距离远近，放下活计，结伙走人。交通工具就是用两只脚，远的能到二十多里地以外的回河、济阳县城，甚至太平刘桥村也曾光顾过，晚上回到家往往是已过午夜。饭吃不好，水喝不上，可他们从不叫苦、叫累，认真学习人家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唱念做打。他们就像着了迷，早上吊嗓子，晚上练台步，白天干活也忘不了哼哼戏文、默念对白，如醉如痴。其中有位远在唐庙太平庄村扛活的，为了学的更好，就参加了太平庄村的戏剧班子，从而有了上台的机会，学到了上台表演的直接经验，丰富了舞台知识，也为本村其他学戏的人起到了指导和借鉴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觉得找到了感觉，增加了信心。随着春节的临近，他们加紧了排练，有了戏演，没有“行头”也是枉然。由于经济条件差，没有办法自己购置，就通过关系找到太平刘桥村，暂借人家的“箱”用，可这一借就是三年呢！演员不够，特别是“上手”，即乐器伴奏人员不够怎么办？就只好从邻庄请上几位“高手”协助解决，剧团以唱京剧为主，杨佩勤为首任团长。
        一九五零年除夕前，戏台扎好了，正月初一晚上随着锣鼓急促的震响，戏幕徐徐拉开，演员依序登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戏总是开场了，并成功了。在那文艺生活贫乏的年代，忙活了一年的乡亲们有了这么一个热闹的去处就知足了。一帮年轻人在乡亲们的赞誉声中信心更足了，劲头更大了。几年里，连续排练了全本的《玉堂春》、《四郎探母》，三国戏中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失空斩》，还有《洪宗烈马》、《宇宙峰》等传统剧目。文革时期，又排练了革命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三世仇》、《箭杆河边》等，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借“行头”只能是暂时之计。为了办好剧团，人们千方百计，自力更生创造条件解决难题。十几个人后来发展到三十几个人的剧团成员，就凑钱办戏装，还不够就动员全村百姓自愿捐助。全村二百多户人家少的五十斤小麦，多的几百斤，终于购置了属于自己的戏装。一九五三年春节，演员一身崭新的戏装在舞台一亮相，就博得观众热烈喝彩。这一来群众高兴，演员更兴奋。演戏的有劲头，看戏的更入迷，优美的旋律，成功的演出，轰动了四面八乡，附近数里远的百姓们都慕名跑来观看。县文化部门通过观摩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授予“济阳县第八区青年京剧团”的称号。
        为了锻炼人才并扩大影响，还曾数次应邀到邻近友好村庄义务送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庄户剧团”还曾应沂水县政府的邀请，以“移民慰问团”的名义到鲁南的沂水、沂南、平邑一带演出达四个月之久。第一场演出便是在沂水县剧院进行的，精彩的演出获得了鲁南人民的热烈欢迎，沂水县政府曾一再挽留剧团长期留在当地，只是因为演员们对家乡的眷恋，才返回了故乡。这次鲁南之行，不但扩大了剧团的影响，同时也给当地人民群众送去了京剧艺术，使闭塞的山里人得到了文化生活的艺术享受。
        庄户剧团的演出，促活了一大批戏迷。凡是从淮里洼村走出来的都会哼几句京剧，不识字的也会哼几句京剧调。有的爱戏达到了入迷的程度，这中间还有段小故事呢。有一年在演戏期间，扮演老旦的演员死了祖母，只好在家守孝，但第二天晚上正好有他的角，又无法调整，怎么办？为了不让群众失望，该演员脱掉孝服，依然走上舞台，由此留下了一段美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剧团发展达到了顶峰，其中以杨中山的胡生、王恩广的老旦、王继成的花旦、孙传贤的花脸、杨佩琴丑角较为有名。庄户剧团给乡亲们过春节带来的欢乐，是难以用笔描述的。
        随着人们文艺生活日益丰富，电视的普及，以及人们对艺术水平要求的提高，庄户剧团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自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剧团解散。那些戏迷们只能从他人的唱段中，咀嚼回味自己当年在舞台上的感觉了。
人事忆思：历经劫难苦，吾辈当自强
        （一）历史积淀厚，民风朴善淳
        淮里洼虽是大村，人多事杂，但人们对礼俗还是很讲究的，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生儿育女都要随礼。婚丧送钱，生子送物，成为不成文的规矩。随多少礼依凭关系亲疏和财力支撑，多少不举，意在联络感情，称之为礼轻情意重。生儿育女则只送如鸡蛋、挂面、油条、孩子衣服之类，但几乎全村家家户户都有行动，因此整个村子关系十分融洽，所以村子里不管谁家有什么难事，大家都愿意帮忙。整个村庄民风淳朴友善，从不欺外来户，异姓亲如一家，村杂姓多与此有很大关系。
        五十多年前，村东有一大片墓地，横七竖八的宽大石头墓碑，还有裸露的青砖垒砌的篡棺坟池子，墓碑上的碑文十分工整，雕刻精美，大多是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的。由于历史久远，岁月沧桑，已很难追寻是谁家的祖坟，因为埋葬的杨姓先人居多，村民称此处为“杨家老坟”。旧社会，只有村里有实力的大户家人亡故，才能修得起比较奢华的坟墓，小家小户的人去世了也就是一张破席，一口薄棺入土为安。大户人家出殡是十分排场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还保留着数百年前传下来的三十二抬杠大棺罩。抬杠长约八到十余米，直径粗达二十余厘米，在中间停放上好的柏木寿棺，棺木外面再罩上华丽的棺罩，总重量足有二、三千斤。棺罩的样式类似于马拉轿车顶的样式，是花棱木框并加以装饰。说是三十二人抬，实际搭手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因为中间需几班轮换。撑起这样的场面，一是依靠主家的实力，为人处世的影响力，再就是靠淳朴的村风，街坊邻居出手相帮。出殡之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除了来帮忙的，还有凑趣看热闹的，真是人山人海。这在过去的农村是一宗庄重大事。
        因杨家是大姓，他们有些活动也别有特色，如每年春节初一下午的送“老”仪式。他们汇集部分财力，统一购买大量鞭炮，将鞭炮缠绕在长长的竹竿之上，当他们将纸牌位和香纸点燃，叩罢头后，便点燃鞭炮。顿时鞭炮震天响起，随后一杆接一杆，从村东池塘边一直响到村庙前，整个大街烟雾弥漫，火花四溅，其景颇为壮观，吸引的众人翘首观望，特别是孩子们蹦跳窜跃，热闹非凡，把过大年的喜庆气氛推向了高潮。
        （二）劫难无端至，善恶终有报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商河土匪头子王得豪为首的大批土匪，带着火枪火铳、大刀长矛、扛着铡刀，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将淮里洼村团团围住，然后进村烧杀抢劫，胡作非为。他们把全部村民集中到庙前广场上，要钱要粮，按他们先前探听到的各家土地的亩数分摊，那年头天灾人祸频繁发生，有些户实在拿不出来。土匪为了逼迫人们拿粮出钱，看到一个不顺眼的愤怒青年，拉过来摁倒在铡刀下，咔嚓就把脑袋铡下来了，一时间鲜血喷溅，横尸广场，人们哭声一片。这些恶魔连铡了两个人，把老街坊们都吓得面无血色，浑身颤抖。就这样，土匪胁迫着大家交出了仅有的口粮和为数不多的钱财。
        土匪们嫌钱财少，不死心，临走还掠走了二十几个人，称为绑票，他们放狠话让家人拿钱粮去赎，三天期限，超了时间就撕票。在土匪带着人走的途中，年仅十七岁但聪明机智的戴鸿恩瞅了一个机会，蹲到灌木丛里装作上厕所，悄悄溜了回来，逃过一劫。另一个是十一岁的杨中青跟不上队伍，又一路哭哭啼啼，有个良心发现的土匪偷着把他放了。还有一个年龄太大的老人走不动，也被土匪赶了回来。后来只有戴春芳被家人赎了回来，其他的要么没有钱粮赎人要么凑起来钱粮就超过三天了，绑走人活下来的就只有这四个，其余的都被他们杀害了。
        这是土匪们在淮里洼村欠下的一笔血债，血债就要血偿。土匪头子王得豪和他的团伙也没有落得好下场，解放后人民政府陆续把他们抓获，审判后枪决，当年无辜被杀害的街坊们终于可以瞑目了。       （待 续）
        作者系区政协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