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 友(小说)
◎张加增
一对紫燕从北屋里飞出，栖在门前矮瘦的苹果树上，喳喳地说着它们自己的语言。
室内只有一方破桌，围了两只旧凳，一床木棍搭成的床铺呆在东墙的根下，这景象真可谓家徒四壁了。
“坐，坐，”他大大方方让着，随后大嗓门喊着：“玉珍啊，来客了，沏上茶来。”
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女人，腼腆地走进来，忙忙活活，沏好茶水，又羞涩地离去。
老头指了女人背影，告诉我，这是他过门不久的儿媳妇，儿子小水去北方一个大城打工去了。“唉，小两口还没热乎够呢，就分开了，真难为她了。”
茶碗就两只，全没了把儿，茶叶淡淡的，且有些霉味，我不忍违了他的好意，只得皱了眉头勉强去喝。
他从耳朵上取下那半截烟卷，点上吸着。忽然想起似的，问我：“老弟，还没请教你贵姓大名哩，在啥部门供事哟？”
“啊，在县文化馆，搞创作，”见他愣怔着，准是弄不懂创作为何物，我又补充道：“就是写书，写文章。”
“写书？你老弟会写书！”，他很惊奇且又露出怀疑的神色，想来他不相信我这塌里塌啦、无精打彩的人会写书。挺古怪地看一看我，想说什么，嘴角鼓拥了几下，终于啥也没说出来。
茶水越来越淡了，窗外雨声也越来越大了，房檐上已经有哗哗的积水在淌。看来，这一天的鱼是钓不成了，凭了职业的习惯，我干脆和老头长聊起来……
渐渐，我被他的故事吸引住了，没想到在这偏僻的乡村，竟有这样一位近乎传奇式的人物，他的诸多遭遇，他的磕磕绊绊，他的为人，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再也抹不去了。
二
人来到这世上，就是受罪来了，记不准是哪个大圣人说的了。想想俺这一辈子，还真是这么过来的。
记得十三岁那年，俺的在关外下煤窑的爹爹被砸在坑道里了，爹爹将一个家庭的念想同自个的尸骨都葬在了异乡。
那时，妈妈哭的好痛，眼睛肿的都睁不开了。孤儿寡母的像是掉进黑井窟窿里，再也没有明快的时候了。
那时，俺家就一亩坟莹地，荒草萎萎的，打不出啥粮食，两张嘴吃饭全靠妈妈那盘小石磨。那是她从娘家带来的手艺，就是为人做粉团，做粉条。
这一带沙地多，人们能种出好多红皮白皮的大地瓜。一年中，地瓜干、地瓜面、蒸地瓜成了人们的主食。除此，天气暖和的日子，人们总是要吃些凉粉改改口味的，遇了红白大事也必需要些粉条子来做菜的。
自打俺记事起，妈妈就没白没黑抱了那盘小磨磨淀粉。每每是先将鲜地瓜洗净了，切成半口大的块儿，再塞进磨眼中，一点点粉碎了再慢慢淋成硕大的粉团，尔后卖团亦或做条，她就得些微薄收入了……
许多年中，妈妈转在磨道中，身板渐渐佝偻了，脸色也变的发青发白。有时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大口喘气，脑门上的汗珠总也抹不完。
后来，俺大些了，就帮着她推磨。磨道好长，总也没有尽头。我始知她这些年不知走了几千几万里了，而且还要一直走下去，眼见的已经走出病来了。于是，就很心疼，就劝她少做些。
“傻孩子，不干咱吃啥哟，谁叫咱穷呢？你快快长吧，长大了学些好本事，妈就不再推磨了。”那声音暗哑，无奈，充满了无限的凄凉。
爹爹死后，妈妈变的更加少言寡语了，有时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而是更狠更卖力地推磨，似乎是用苦做来替代太多的苦痛或是快步地去追赶什么。
命运似乎总是捉弄穷人的。
那一年，本来就无法生活的人们，偏偏遇了大旱的年景。自春上始，到五月间，老天竟没掉一滴雨水，村中的池塘干枯了，南面黄河中也已断流了。大地上，见不到麦苗的油绿，见不到嫩黄的地瓜蔓儿，远远近近的树们蔫蔫的在热风里打不起精神，也只有那河滩里的芦草茅草还能露出些活气。
最不济的是，那年的晚些时候，蝗虫们来了，铺天盖地黑黑哑哑成团成蛋的，“沙！沙！沙！”风一样，走过去，一切的能食的东西都嚼光了，平原上只剩下高的矮的植物的杆儿。
恐慌随之而来。
地上的树皮、滩中的芦根也尽被人们刨光吃光了。
东家西家开始有一户一户的老少，举家向着关外避难；四邻八舍开始有人被饿死，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末日的死亡的气息。
天灾本已十分的可怕，人祸却又接着降临了，日本人从关外打进关内，听说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是一种比蝗虫更可怕的东西。
后来听说，那些逃难的人家，有许多在半路上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变成了飘零异乡的冤魂。
在家是死路一条，下关东也保不住生还，人们不知咋个活法。
那会儿，没有地瓜可磨了，俺家除了一两块剩余的粉团，啥都没有了。
“孩子，”妈妈劝俺说：“你自个出去闯条生路吧，不能在家等死啊。”
“妈妈，你呢？俺咋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啊。”
“傻孩子，人挪活树挪死，出去了，说不定能保住你小命。妈身子弱，动不了了，一个人好凑合，你放心去吧，要混出个人样来，妈等你。”
这样，俺告别了妈妈，只身沿着黄河的滩地向着南面胡乱走去。
北面，俺是不能去的，俺怕遇见日本人，而且俺也怕冷，听说关外冷得能冻下人的耳朵，俺怕冻死在关外，再也见不到妈妈。
一个小孩子出远门，是很害怕的。
头一天，在荒滩里，俺看到一条青花花蛇，吐着两条红信子，吓人极了，俺趴在地上，气都不敢喘，等蛇过去了，腿还哆嗦着起不来。 （待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