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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布政使高时赈恤筑堤

        高时，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济阳县县城附近人。他天分高又勤学，16岁就考取了秀才，成为府学生员。他作文章时，就像早已在脑海里储存了草稿，提笔不假思索，文字如泉涌，一气呵成。看那文章的奇思妙想，文辞的生动华美，都会使人拍手称绝，所以同窗们都自叹弗如。隆庆元年（1567）他乡试中举，次年又金榜题名成了进士。初仕山阳知县，最后升任山西省左布政使。
        他初仕是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内）知县。山阳县地近淮河，时值淮水泛滥，一片汪洋。“元明以来黄河故道，由河南武陟东南行，夺汴、泗入淮，历河南、山东、江苏，由安东入海。”这期间黄河夺取淮河入海，经常造成淮河流域洪水泛滥成灾。
        这对于一个初仕者来说，不啻为当头一棒。所幸高时不仅才学很高，谋事能力也很强，下车伊始便昼夜奔波，一面到处赈济抚恤灾民，一面召集壮丁在杨柳浦等处修筑了堤坝二百余里，拦堵了洪水。抗灾之后，又对县内徭役征调和赋税征收的烦琐做法予以革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方便了群众。此举惠及一方，百姓众口一声颂扬其为“淮干保障，驿路风清”，称赞他是防止淮河泛滥成灾的保障，为官以来两袖清风。
        他在山阳的政绩显著，官风很好，然而竟因为他坚守情操，不愿逢迎权贵，结果任满时只是平调为南京户部河南司的主事，并没有得到升迁。此事引起了百姓甚至一些官员的纷纷议论，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公。当他离开山阳时，百姓拦道挽留，挽留不成便予以建生祠，塑肖像，立碑碣来崇敬与怀念他。
 

两袖清风邢刺史黄河防汛

        邢其谏（1579—1667），明末济阳县城西五里小邢家庄（今属济阳街道办事处）人。因为他任过知州，人们习惯称他刺史。邢其谏家学渊源，他的曾祖父邢义是进士，伯祖邢淳是举人，祖父邢泽是贡生，父亲邢遍是诸生（秀才）。家庭几代的文化积淀，为他打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兄弟五人，他为最小也最聪明，二十几岁时在本县的诸生中已经小有名气，四十二岁时成为贡生，进入国子监深造。
        他在国子监学习三年，被授官为山西省太原府的通判。通判是知府的属官，分管粮运和水利等。他莅任后被分派到代州去代理知州。代州的辖境为今山西省忻州地区东半部，扼山西省的咽喉，为军事重地，常驻有重兵。他在此的重要任务是征集、存储军粮和物资，以供军兵不时之需。军兵需用时都非常急迫，因此任务十分繁难。在代州，省按察使司和中央户部都设有办事机构，每年黄河防汛时省巡抚也驻扎在这里，各方批办的公事都要交由他去办理，“一仆三主”实难应付，然而他把事情办得很好。比如他梳理经济账目、审理案件、批阅和处理上行下达的各种文书等，都条理妥善，方方面面的关系也协调得融洽和谐，因此上下左右都很满意。在他任职的三年中，上司就往上举荐了他十余次。皇帝下诏书褒扬他：“处膏脂而一尘不染，当转输而百蠹咸清。”意思是说他任职于肥厚之缺，却两袖清风；负责粮食物资的运输，不但自己不从中渔利，还将各种侵蚀国家资财的弊端完全予以肃清。他从代州任上升迁为河北省延庆州的知州。在离开代州时，那里的百姓燃香举过头顶，跪在路旁，痛哭流涕地为他送行，送行的队伍绵延不绝。他在延庆州任职两年，又将那里治理得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因而上司又向上多次举荐了他。在将要得到提拔重用时，他却称病辞官回归故里了。 
        辞官居家后，他以一个平常人、一颗平常心待人接物、处世行事。县内执政者或来造访，他从无以私事相请托；遇有关系乡民利害之事，他则仗义执言，条分缕析，建言献策。邢其谏自幼酷爱读书，辞官之后更是以书为伴，终日吟诵，手不释卷。遇有疑难之处，他则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他平生著有《斯馨馆集》《信古录》文集及《交游翰墨》诗集，又曾于明万历和清顺治两朝两次纂修《济阳县志》。其忘年交张尔岐赞他：“其为政，则廉以持己，慈心育民，公以服物。”
大理寺寺副王良相天津黄河故道为官
        王良相（1572—1643），明末济阳县城西北十二里双庙庄（今济阳街道洼里王村）人。幼年入小学，聪明勤奋，经史子集过目成诵，文章写得内容深刻，文采斐然。他18岁时进学为诸生（秀才），学习愈加刻苦，鸡鸣即起，夜半熄灯，并且远近拜师访友，求知如饥似渴。他学识日益丰富，文章日益出众，每次考试必是冠军，结果以优等的成绩成为廪生。诸生的学业完成后，他曾一度于城西小邢家做了塾师，教学之余，日与邢其谏等切磋学问，砥砺品德，学行大有长进。嗣后，他于万历朝三十七年（1609）乡试中考取了举人。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他年已50岁，经吏部的考核选拔，他被任命为静海县（今属天津市）知县。静海县在京城之南，黄河曾经此入海。据载黄河故道有史以来，黄河两次北徙，流经静海。第一次为周定王五年（前602）至王莽始建国三年（11），历时600 余年。第二次为北宋年间，分3个时段：第一段为庆历八年（1048），行水21年；第二段为元丰四年（1081），行水12年；第三段为元符二年（1099），行水29年。故而静海县遍地盐碱，地瘠民穷，谁都把到这里任职视为畏途。况且大官小员进出京城路经此地者如穿梭过鲫，吏民不堪其扰，在此为官者吃力不讨好。岂料王良相莅任之后却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他善于调停，巧以周旋，竟使县境少受了许多烦扰，为百姓免除了若干负担，于是赢得了贤能之名。
        静海县又因其临近京城，位置险要，经常驻有数万军兵，军扰民，民抵军，军民关系紧张，时有摩擦。王良相至此后，不时地劝喻民众，慰抚军兵疏通协调关系，任职期间不仅未酿出事端，还在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受到拥戴。政务余暇则到县学去检查生员（诸生）们的学业，亲自命题考试，亲自评定试卷等次，奖勉优秀，鞭策后进。对贫困者还给予生活和学习费用的资助。两年后静海县出现了大治的局面，于是他被调往政务繁难的大县—东光。静海县官民挽留无效，便建祠以表对其的缅怀与崇敬。王良相在东光又如在静海一样，殚精竭虑，兴利之事唯恐迟，除弊之事唯求急。王良相任职数年，政通人和，口碑载道。期满，朝廷欲把他升为西安郡丞。东光官民四处奔走，苦苦挽留，他又被改任河北省河间府的同知。不久，他又晋升为大理寺评事并受到朝廷诰授，再转左寺副加卿衔。当时大理寺的案件十分繁多，上司非常器重他。他也谨慎治狱，公正治罪，没有出现过冤狱。
        王良相为官正值明朝末年，当时宦官弄权，朝政昏暗，他身在官场感受尤深，遂厌倦从政，萌生隐退之意。所以当朝廷命他到江南巡察时，他便以父母年迈亟须侍奉为由，于崇祯二年（1629）辞官归里，结束了仕宦生涯。
 （来源：区委党史研究中心《济水之阳·黄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