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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她比作牡丹。在“那”之前，她在精心的呵护下茁壮成长，绽放出了最娇艳的花朵，让所有见过她的人都惊艳于花姿的雍容富贵。但“那”之后，她变得面目全非，犹如经受了浓霜的摧残，元气受损、枝断花残，虽仍旧延续着花开的态势，却再也不见了国色天香的容颜。
        可以把她比作太阳。在“那”之前，她从乱世的残夜中破空而出，挟着七彩的光芒冉冉升起。她普照四海，吸引了很多向往文明生活的人前来顶礼膜拜。但“那”之后，她似乎耗尽了自己的能量，脸色苍白、光线黯淡。直至沉落西山，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光辉与热度。
        她是无数人为之钦仰憧憬的大唐王朝。在“那”之前，她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祥和，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富庶，是普通中学生都熟悉的皇室传奇：但“那”之后，繁华随水而逝，盛世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凶暴，是“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的凄凉，是连大学生们也不甚了解的皇权更替。
        “那”是什么？什么样的魔鬼能把这个绚烂的王朝折腾得奄奄一息？说来也许不信，那不是瘟疫，不是饥荒，甚至不是农民起义或者外敌入侵，而只是一场叛乱，一场由边疆将领发动，祸乱大唐七年多，被称为中国历史分水岭的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年寒冬，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揭开了毁灭盛唐的序幕。消息传到长安，大唐君臣远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叛乱会很快被平定下去。他们勉强猜对了结局，只是猜不出过程的曲折艰难以及他们自身在这场搏杀中的命运。
        这场叛乱有着超强的破坏力。众多的唐朝皇室和文武百官在战乱中身死人手自不必说，帝国核心的中原地区所遭遇的惨烈境况才更让人伤怀。战火波及的地方，不论是繁华的城市还是偏远的村庄，无数家庭都随着大唐山河的陷落而支离破碎。史书里的文字是那样触目惊心：“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唐肃宗乾元二年，唐军在相州之战中失利，为此不得不再次大规模征兵以充实反攻力量。诗人杜甫从洛阳赶赴华州的途中，亲眼目睹了战乱对民众的荼毒。千载之后，我们仍然会为石壕村里的那个老妇人而落泪。面对征兵的官吏，老妇人的泣诉近乎哀求：“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当老妇人为了幸存的儿媳妇免遭征役而主动请求入伍充当后勤人员的时候，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未来已毫无希望。这并非某个家庭的个案，而是当时千家万户底层民众最真实的写照。
        这场叛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叛乱的起因在于节度使拥兵自重，战后，这一顽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很多藩镇割据一方，不听朝廷调遣，不缴税收贡赋。他们把所辖州县变成独立王国，千方百计地阻挠朝廷势力的介入。唐德宗建中三年，为抗衡朝廷的削藩计划，河朔三镇节度使相约称王，发动武装叛乱。唐宪宗元和十年，成德节度使派刺客暗杀了力主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借此警告唐廷不要轻举妄动。臣子不臣之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国内混乱相对应的是边疆的失陷。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廷将陇右、河西等地的精兵调往中原作战。西北边地防御力量减弱，吐蕃等劲敌乘虚而入。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军甚至一度攻占了长安城，大有将唐廷赶出关中地区的势头。自身难保的唐王朝逐渐失去了经营西域的能力，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几近断绝。中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自此式微。
        这么一场影响深远的变乱，表面来看，是唐玄宗的怠政，李林甫的专横，杨国忠的愚昧以及安禄山的野心凑到了一起，才偶然引发的事件。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质变都是量变的结果。就像病毒侵袭，首先被感染的必是那些长期熬夜不爱锻炼且放纵食欲和情欲的人。天宝年间的唐王朝恰似一个免疫力不断下降的中年人，在盛世的掩盖之下，她似乎还保持着昔日的充沛精力。但若细心观察，你会发现她的身体显现出了亚健康的征兆：皇帝耽于享乐，大臣忙于行贿：驿路上开始运输与国事无关的奢侈品，朝堂上再也听不到直言进谏的声音；土地兼并让很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亩，继而使其沦为流民，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均田制遭到破坏后，以此为基础的征兵制度亦名存实亡，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内地守军疏于操练，边疆则因战事不断，聚集了大批精兵悍将，军事部署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 
        对此，她毫无知觉，自持年龄风华正茂，整日陶醉于万人景仰的光环之中，浑不知身旁已潜伏了心怀邪念的恶魔。当然，古往今来任何王朝都难以将盛况永久持续。在此重述这段历史，亦非苛责古人，而是重申一个理念：治国理政，切不可大意，切不可满足昨天的政绩。执政者的每一天都是新起点，只有持之以恒地坚守职责，天下，方可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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