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隋文帝在北周任南兖州总管时，周武帝编修《刑书要制》。企图用重典整治北齐旧境，隋文帝就坚决反对，及时上言：
        “皇帝治理国家，要多做上感应天地，下感动鬼神，中感念百姓之事，多施仁政，如其不然，将怎么治理国家呢？严刑酷法不会使百姓信服，只有仁政才是根本。”
        但是，当时他人微言轻，又常常受到猜忌，建议不被采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在他心目中，法律是治国之本，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否则，没有王法或王法不合理，抑或执法不当，社会就会动乱，北周存在时间短，法律粗化是一大原因。

制定律法

        隋文帝感觉到制定良好严谨的法律刻不容缓。召集左仆射高颎、沛公郑译、清河公杨素、率更令裴政、比部侍郎李谔等人商讨此事。隋文帝讲道：
        “木不直，绳墨正之，民不顺，法正之。朕以为我们要有一部良法，良吏加良法才能使社会稳定，否则就是盲人骑瞎马，国家不乱才怪。要参酌上至魏晋，下至齐梁的刑典，取其精华；刑典有轻有重，大家要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我们的律条，律条要宽严相济，不可一味苛求，失之偏颇；要小处着眼，放眼长远，立一个管几代乃至永远的法律；要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显示我大隋的恢弘气概和仁慈之心。裴爱卿宦海沉浮多年，律令法典稔熟，公正平稳，凡疑惑不定、拿捏不准的，有裴政定夺，你们大家商议着办理吧。”
        在隋文帝的督促下，法律很快编修完成，因是开皇年间制定，隋文帝取名《开皇律》。十月十二日，文帝下令在全国颁行。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编制完成的法典，驳杂抵牾之处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隋承周、齐末世之弊，律文中还保留不少前代苛刻的规定。新律实行不久，就发现不少问题。特别是隋文帝在批阅刑部奏议时，看到断狱数目尚在万件以上，被深深震撼。这一切显示，这是由于前代苛法尚未尽除，新律过于严苛所致。使人举手触禁，动辄犯法的缘故啊。于是，他召来纳言、民部尚书苏威，礼部尚书牛弘主持修改律文。文帝再次强调这次修改律文，框架不动，但要删繁就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经过修改，删除了死罪八十条，流罪一百五十条，徒杖千余条，共删除了三分之二的条文，仅保留了五百条。《开皇律》此时即告定型完成。
        《开皇律》兼收博采南北朝各种法律之优点，以河清三年制定的北齐律为样本拣选淘汰而成，是集大成者。共有十三篇。规定刑名有十五种。可以归纳为四类：第一，死刑，分斩和绞刑两种。绞刑留全尸，故被视为较轻。取消了北周时期残忍的鞭刑、枭刑和轘裂之刑，第二，流刑，有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二千里三等，而且还要在流放地分等级服劳役二年、二年半和三年；服役时还要加杖一百、一百三十和一百六十。第三，徒刑，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和三年半五等。第四，身体刑，分杖刑和笞刑两种，杖刑从六十到一百下五等，没等加十下；笞刑亦分为五等，从十至五十下，每等加十下。
        隋律的突出特点，在于加强君主集权体制，维护官僚贵族等级制及其利益。这种倾向性主要体现于“十恶”和“八议”的规定上。
        十恶规定，凡是犯有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罪者，须加重处罚，不得宽赦。这十条重罪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危害国家罪和皇室罪（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和不义）；破坏宗法秩序罪（恶逆、不孝、不睦和内乱）；特别恶劣残忍的犯罪（不道）。十恶中破坏国家罪和皇权罪占了多数，强调以忠孝治国，把国家看作是放大了的家，皇帝为绝对的家长。在国与家的关系上，则特别规定“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突出忠君报国的至高无上地位。十恶之制规定，规定即使遇上大赦，十恶之罪也不得赦免，反映出隋文帝重整社会秩序，大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
        把儒家礼教法制化的同时，也给与官僚贵族相当大的法律特权。即所谓引礼入律的“八议”制度：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和议宾的“八议”规定。亲，指皇室一定范围的亲属；故，指皇帝的某些故旧；贤，指朝廷认为“大有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指有大才者，能整军旅，莅政事，为帝王之辅佐，人伦之师范者；功，指为朝廷立下大功者；贵，指在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指有大的勤劳的人；宾，指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其在“八议”范围之内的人犯罪，官品在七品以上的，皆例减一等。其品在九品以上的，听赎。但如果他们犯十恶之罪，则不适用于“八议”。这表明对于身份贵重和受教育的士人，其运用法律不同于一般庶民。
        摒弃前代酷法，也包括修正刑讯、诉讼和审判的规定。以往官司讯囚，法无规定，故法官、狱吏滥施酷刑，惨毒之极，故往往屈打成招，冤狱叠出。《开皇律》把刑讯也纳入法内，规定讯囚时拷打不得超过二百下，行杖不得换人，还规定了刑具的式样和大小。这堵塞了讯问中法外施刑的重大漏洞。在诉讼方面，除了正常的公诉外，允许自诉。对于刑事犯罪还要求互相纠告，纠告有赏，知情不告者罚。而且还允许逐级上诉，直至朝廷。在审判上，要求秉公执法，对于舞文巧诋的官员，作了“反坐”的规定。对于死刑案件，要求上报朝廷，再三复审。并要求“判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表现出消除罪名擅断的决心，朝着罪名法定主义的方向迈进的努力。并鼓励地方官学法用法，依法办案。
        《开皇律》取精用宏，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它是里程碑式的法典，影响后世及世界，当然这是后话。
        制定完《开皇律》后，紧接着又制定了与之配套的令、格、式，形成了完备的法典。
        律令格式完成后，着手改定礼制。秘书监牛弘知道文帝念念不忘修礼，移风易俗，教化天下。就向隋文帝提出修订礼制，以中原地区的礼仪影响、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君君臣臣的社会秩序。文帝就命令牛弘和辛彦之一起编纂礼典，并吸收了礼学专家明克让、崔赜等参与编纂。用了三年的时间，《隋朝礼仪》一百卷编纂完成，并颁布施行。这标志着隋朝系统性礼刑法制建设基本完成。
                （待续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