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孙厚德（整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深重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几乎是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占领了整个东北，越发助长了它侵吞整个中国的狼子野心。
在九一八之前，蒋介石正热衷于所谓“第三次围剿”，集中兵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进攻，顽固的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置日本帝国主义必欲吞并整个中国的阴谋于不顾，这是导致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原因。
那时的东北情况，自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的陆海空副总司令，东北军主力入关，坐镇北平，东北三省一时形成空虚状态。当时，在沈阳的中国军队只有驻在北大营的王以哲所部步兵第七旅的一个团，和在山嘴子炮兵研究班为教育演习用的炮兵教导团的一个团（拥有各种火炮三十六门），至于外城，驻在沈渝线和打通线上的步兵、骑兵不过四个旅。吉林黑龙江方面的步、骑兵，总共大约十个旅，且都是分散驻防，一旦有事，远水难救近火。除张学良留驻北平外，东北军的“边防”司令官都离开了本职岗位，吉林的张作相奔父丧回到了原籍锦州，其职务由参谋长熙洽代行，黑龙江的万福麟也随张学良进了北平，其职务也由参谋长谢珂（韵卿）代行。于是东北三省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何况日本方面早已洞悉：中国军阀军队向来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再就是东北的两条主要大动脉，操于日本和俄国之手，一条是苏联控制的中东线铁路（自满洲里至海参崴），一条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自长春至大连），这条铁路虽然路线不长，但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况且日本根据条约，有权在铁路沿线驻扎重兵，这就不啻在东北的心脏地区插入了一把尖刀，使中国守军长期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凡此，都予日寇以乘隙而入之机，遂于9月18日夜制造借口，首先侵占了沈阳。
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介石会晤，那天上午，蒋介石和张学良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何柱国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业及车站范围内，则均由蒋介石和张学良自带的卫队负责。
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何柱国，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见，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
张学良下的一道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学良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自从张作霖主政东北，一直到皇姑屯被日方炸车谋杀为止，经营了数十年的大好河山，不到四个月，就全部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有一次何柱国去北平向张学良述职，张学良对他说：“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张学良几乎是垂涕而道，张学良本人内心深处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
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及当时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1931年9月17日拂晓，日军在沈阳北郊八公里左右的柳条沟（在南满铁路沈阳站到文官屯之间），由日本关东军派出一个工兵中队，开入该地区进行警戒，隔断了交通。中午时分抓住了在该地区横跨铁路的农民八人，强迫他们穿上了东北军的半旧军装，对他们说：“你们违反了铁路的戒严令，罚你们修铁路半天。”这时日本的工兵中队，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中国东北军破坏铁路。”不久日军用机枪打死了四个农民，又抓走了四人，也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东北军破坏铁路，被日军发现后的战斗情况。”最后把被抓走的四个农民也枪杀了，照片注明：“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的应有下场。”同日下午，日本关东军炮兵进入了计划好的炮兵阵地，南起浑河铁桥，北至柳条沟铁路沿线，都安排了重炮，以沈阳站（当时日本人称为南满站）二楼为发炮的指挥所，这个发炮点既是突击的信号，也是火力最强的突击口。到“九一八”凌晨3时，这个指挥所打响了第一炮。跟着就是万炮齐发，射向沈阳北郊的东北军最大兵营——北大营。
当时我方驻军早已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一枪未放就悄悄地撤退了。全师退却中，由于敌人的炮火猛烈，当时的伤亡还是不轻的，事后有一个统计数字，今已无法追忆了。东北军是分三路有计划地撤退的，大部分通过新民、打虎山，退到锦州，另一路退向铁岭、开原、去通辽，再一路是由辽中、营口、台安，退入山海关。
在“九一八”同时发动进攻的，除沈阳外，尚有满铁南线（沈阳到大连）沿线各县城，如辽阳、海城、鞍山、大石桥、复县、金县，以及沈安线的本溪、凤城，安东沿线各县城。长春以南的各县城，和沈大线、沈安线，离铁路线稍远的城镇，是9月19日开始进攻的。截至9月末止，除锦州以西地区外，辽宁全省沦陷，10月1日至10月末止，吉林省全部沦陷。到1932年初，整个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
日本关东军，实际于7月1日就开始积极的军事行动，如调整指挥系统，加紧战斗演习等。到8月1日，又开始集结在乡军人进行夜战训练。他们的磨刀霍霍，与我们的麻木不仁，正好成了个鲜明的对照。
在“九一八”前，关东军的正规部队有10400人，另有在乡军人约一万人，警察（满铁沿线的黑帽子及其狗腿子）约3000人，共计兵力23400人左右。日本的所谓在乡军人，就是在日本内地退役不久的现役军人。日本军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把他们安排到满铁沿线各站的铁路职工附属工厂工作，在“九一八”事变时，他们都参加了战斗，有的还当了参事官和附参事官。等到伪满洲国傀儡登场时，这批人更加飞扬跋扈，有的当了副县长或其他高级官员（伪满洲国的体制，是由日本一手制订的，明文规定：一切政府官员，正的都是中国人，副的一定要由日本人担任，实际上正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副的）。
“九一八”事变前，我方在东北三省的兵力实际达30万人。除了进驻关内的部队外，在东北的军队还有26万多人。其分布情况为：沈阳北大营8万人，东山口4万人，辽阳郑家屯3万人，锦州2万人，吉林及黑龙江两省约各5万人，总计在东北的正规军达27万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及全国人民，对日军的狂妄侵略，无不义愤填膺，群情激奋，国民党当局，如能因势利导，命令东北军奋力抵抗，则两万多日本关东军何难给予致命打击而全部歼灭之。
蒋介石不此之图，反而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陷东北三省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寇的刺刀铁蹄之下，过了十四年的亡国奴生活。那时张学良是东北的统帅，守土有责，他盲目服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白白地断送了整个东北，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写到这里，还应当补叙一点关于东北军工工业的设备与损失概况。东北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火药厂等，是张作霖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我国最大、最新的军火制造工厂，所有设备均购自德国。当时投资累计超过一万万元银币，一切由杨宇霆总其成，有东方“克虏伯”的称号。“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就被日寇全部占领，库存的步枪87000多支，机关枪4000多挺，飞机200多架，及所有的粮秣弹药等，均被日寇抢掠一空。更为痛心的是，以后日军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时，所用的主要武器大半取给于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灾难，是无法单纯以币值来进行估算的。
在“九一八”事变时，何柱国驻防在石家庄，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何柱国奉命担任临永警备司（滦东），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与日本的天津驻屯军不断发生磨擦。自东北全部被日军侵占后，关东军大批开进山海关外沿长城一带驻扎。这样一来，何柱国的处境简直是腹背受敌，穷于应付，因为山海关外的日军是敌人，但有不准抵抗的上级命令。山海关内的日本天津驻屯军，是根据条约规定的合法驻军，虽张牙舞爪，屡次寻衅，却不能以敌人对待。何柱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日军打了无数交道，左支右绌，真有心力交瘁之感，而最后的结果总是以我方的隐忍退让而告终。何柱国在无可奈何的特殊情况下，制定了不战、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方针来应付他们。可是日军把我方的隐忍退让，当作是软弱可欺，不断地提出无理要求，步步紧逼，我军在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被迫奋起抗战，爆发了榆关之战。
由于我军被压制的敌忾心（包括何柱国司令本人在内），已到了火山喷发的时刻，是任何力量都遏制不了的。就这样，在我军的装备与人数均处劣势的态势下，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殊死战斗。我军虽蒙受相当损失，但也给日军以很大杀伤（因为在这一线，并非是我军的主力部队）。在这次战斗中，日军的真正目标是热河，所以榆关战事一结束，就扩大为自长城沿线至热河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