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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济阳、商河、章丘、邹平、惠民、寿光、博兴一带，包括山东省中北部，祖祖辈辈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的先祖是从山西大槐树迁徙到河北省枣强县，又从枣强迁徙而来，这一观点代代相传，深入人心，枣强移民论成了具有历史记录性质的论断，有的人甚至说迁徙时间集中于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当时有多达三十五万人从河北枣强移民到山东中、北部。不过近些年有人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并且持怀疑态度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在这一怀疑的行列里。
        我从去年就为这个困惑多年的问题着手调查，首先在博物馆查阅我们当地明朝初年的县志，可县志里“数千迁于此，至今……”等寥寥数语，并没有写从何处迁徙而来。我为此去了河北省枣强县，在当地的县志上，包括洪武年间、永乐年间、嘉靖年间，甚至是康熙版的《枣强县志》，压根没有关于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有大量人口迁出的文字记载。
        《明太祖实录》193卷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向皇帝朱元璋上表奏章：“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目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亦。”朱元璋采纳了刘九皋的奏章，并作出决定：“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
        据《明史》和《明实录》等记载，明朝的移民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止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历时四十七年共移民十八次，前三次移民是为了建设中都凤阳，所有移民全部安置到凤阳，而真正意义的移民开始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年间共迁徙民众九次，建文年间徙民一次，永乐年间徙民八次（移民全部到北平及附近地区）。
        从《明太祖实录》和《明史》上看，明朝初年，所有移民信息几乎都有详细记载。冀州一带是移民迁入地区之一，而不是移民迁出地区。最早的移民记录是洪武三年迁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这是在朱元璋统治的大后方进行的。而许多认同枣强移民的记载年代是洪武二年和洪武四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洪武二年到洪武四年正是徐达挂帅北伐期间，明朝廷统治尚未稳定，无法实施大规模移民。而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移民的598户都有记载，却没有枣强移民35万人相关记载，可见洪武年间枣强县对外移民是根本不存在的。
        山东北部的枣强县移民论在清末就形成了，可在真实的历史上，枣强县不光没有人口迁出，反而有迁入记载。《明太宗实录》上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十二月，刑部尚书郭资等上奏皇帝朱棣：“真定枣强县民初复业，加以蝗灾，流殍者众。今天寒，祈遣人核实，以施赈济。”朱棣认为当地“民困如此，济之如当救焚拯溺，少缓即无及”，于是下令马上遣官赈济。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庚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藉为民。从之。曾命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户。”这些记载证明明初的移民是从山东青州等郡徙民到冀州枣强县。根据《元史·地理志》记载：枣强在元代属于中等县。至元三年（1337年）元朝朝廷规定：“六千户者为上县，二千户以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结合真定路其他各县人口规模多为“下”县判断，元代时期枣强的户数应该仅仅超过二千户。《真定府志》载：枣强县人口资料如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在册1352户，7731口；永乐十年（1412年），在册1953户，9847人。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元代还是明初，枣强县人口皆不及万人，如此人口规模的小县城，是不可能有人口外迁的。
        明朝初年山西移民经由河北枣强中转山东中北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原因是枣强县位于山西洪洞县的东北方向，同时位于山东省的西北方向，三地形如三角，枣强县位于三角形之顶，假使真有山西洪洞县移民迁徙，移民只会直接前往目的地，不会绕道西北数百里，再折往山东。
 还有一个最直接的证据，说明河北枣强移民论是错误的，那就是地名。我们的父辈、祖辈口中“河北枣强”说了多少年了，可其实“河北省”是在1928 年才有的。行省制度开始于元朝，发展于明清。元朝改元朝之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主管民政；又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刑狱；都指挥使司掌军政，合称都、布、按三司。除京师、南京为明朝都城外，计有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三个布政使司。京师（永乐十九年迁都顺天府改为京师）又称北直隶，南京在迁都北平后称南直隶。此即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为十五省，为明直辖地区的行政区划。元明两朝不存在河北省，只有直隶，因此我们父辈、祖辈口中的“河北枣强”，肯定不是河北省，是“黄河以北”的意思，我记得在我小时候，老家村里的人去章丘做小生意或走亲戚时就说去“河南”,而不会说去章丘。“枣强”自然也不是枣强县，应该是另有寓意。
        通过我查阅了大量的史书典籍，认为我们的先祖来自于江苏省邳州的良壁。江苏省邳州市位于江苏省北部，属于徐州市辖县级市，2019年邳州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37位，人口196万，为江苏省人口第二大县。邳州北部有三处国家级古人类文化遗址，分别是四户镇的“大墩子文化遗址”以及戴庄镇的“刘林文化遗址”和“梁王城文化遗址”。邳州有六千余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聚居区，是江苏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少昊文明典型代表区。邳州西北与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接壤，北与临沂市兰陵县连接，东北与临沂市郯城县为邻。邳州古称下邳、邳国，等等。邳州是江苏的“北大门”，也是山东的“南大门”。“其地北控齐鲁，南蔽江淮，西走梁宋，东俯朐海。魏晋以来为重镇，盖水陆之要冲，南北之襟喉。”邳州西周至北宋期间历史变迁不多赘述。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后，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邳州属山东西路，1221-1223年为山东行省所在地。元朝属山东西路。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为南京中书省邳州直隶州，洪武四年（1371年）改中都邳州直隶州。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南京淮安府邳州。邳州境内北部有东西向山地丘陵，其他大部分为平原，邳州各地海拔多数在21-25米，地势低洼平坦。邳州境内河网密布，属于黄淮水系。沂水、泇水、汶水、武水、大运河、故黄河（泗水）、古黄河穿境而过，河湖纵横交错，水网密集。山东省西南有微山湖，南为中运河，向东流经台儿庄进入邳州境，东去汇入骆马湖。邳州古称“洪水走廊”。
        良璧，古称羊陂，又称良陂，位于苏北鲁南两省交界处，现属于江苏省邳州市岔河镇，民国之前属于邳州偃武乡。《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十三陂遗址”指的就是良璧。现在良壁村周围仍有十三个土墩（陂），其下均为古墓群。村内有大量的历代遗址、遗物，如古唐槐（树龄约1400年）、唐贞观五年兴建的兴化院遗址和汉代石羊等等，有6000年以上文明史。古代良璧是闻名百里的大镇，解放后曾经被称为“小上海”。《邳州志》记载：“梁王城北数十里为良璧，元时兴化院在焉。碑所称栋宇膠葛，楼观栉比。殆明以前一巨镇。旧有僧坊、牙埠、牲畜四至，岁人常巨万。比年以来，户口彫攰，为狐兔所窟宅……。”可见，明代以前良璧是个大镇，人口万人计。良璧是邳州市平原地带海拔最高村之一，平均海拔在29－31米。
        良璧村就在古黄河的南岸，两岸古代有天然形成的野生枣树林，绵延数里，两岸这野生枣树林紧挨着生长，郁葱密实，就像一道高墙，当地村民称之为“枣墙”，黄河在1194年至1855年以淮河的河道作为出海口。根据史料记载，黄河曾有数次侵夺淮河流域，但为时较短，对淮河流域改变不大。唯1194年第四次大改道后，淮河流域的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和山东西南地区成了黄河洪水经常泛滥的地区。黄河长达661年的侵淮，使得淮河流域的水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也给黄泛区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灾难。《书经·禹贡》载：“九河既道。”说的是远古时候古黄河下游分九支入海。到齐桓公元年（前685年），“九河”已“塞其八流”。而曾经的黄河九流形成的水系仍然遍布下游地区，邳州就是典型的黄泛区。古邳州城南是泗水，1194年黄河改道之后，泗水又称为黄河，良璧村北的黄河也是古代黄河分支之一。
        正因为黄河改道造成的灾害，才导致了深受洪水之害的先民大量逃离家园。通过史料分析，“河北枣墙”移民时间段是公元1194年至1213年，人员来自于金国统治时期的邳州。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再一次决口，这是河北枣墙移民逃离邳州的起始时间点。所谓的“河北枣墙”移民最确切的年代应该是公元1195年至1200年。《邳州志》记载，黄河决口之后，邳州是“洪水走廊”，邳州大部积水丈余，即平地积水三米多深。黄河之水从山东微山湖方向而来，在邳州北部古黄河、中部漕河、南部黄河自西向东穿境而过，汇入骆马湖，之后向南流往淮河入海。西边是洪水，东边也是洪水，南边还是洪水。每当水灾来临，西、南、东三个方向皆是洪水，人们只能选择向北逃难，然后渡过大清河（现黄河），逃往地势高的山东省中北部。难民选择逃往山东中北部另一个原因是山东是当时最富裕的地方，相当于现代的长三角地区。《金史》卷一百十七载：“虽然，陛下必欲去归德，莫如权幸山东。山东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东连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齐。”可见，水灾期间，山东南部深受其害，只有逃往山东中部北部才是最佳选择。
        良璧村北为古黄河分支，一直被当地村民称为“黄河”。河上有桥名“登龙桥”，又称“石桥”。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古黄河慢慢消失，该河道被改造成良田，现在只有遗迹“石桥窝”，邳州地方志记载可以佐证该河道的存在。《邳州志》载：“贞祐三年（1215年）红袄贼数万破邳州岗子崮，得船数百艘，将夸河为乱”。地方志记载：1215年红袄军六万余人在良璧（石兰社）、岗子崮（在良璧东北方向三公里）和楚墩（在良璧正东三公里）一线与金军交战，大败金军，缴获战船七百余艘，操练水兵，准备攻打邳州城区的金军。可见1215年时良璧古黄河战略地位很重要。古黄河南岸有建于唐贞观五年（631年）的兴化院，当地村民称“兴化寺”或“大寺”，有库房36间，奉铜像26尊。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重修兴化院碑记现存邳州博物馆。北岸有建于北宋早期的天齐庙，天齐庙东有子孙堂、领官庙和贞姑奶奶庙，构成“天齐庙群”。当地村民人尽皆知：“先有河南兴化寺，后有河北大天齐。”所指就是兴化院和天齐庙建造的先后顺序。良璧古黄河北岸千百年来有一道野生酸枣树形成的天然屏障，被称为“枣墙”。上世纪六十年代被砍伐时其长度千余米，枣树直径约十厘米。《邳志补·物产》载：“酸枣，树小实酸……一名橪，《说文》：橪，酸小枣，丛生。邳多生于断岸荒芜，其仁入药。”酸枣树是丛生植物，其树干和枝条上长满一寸多长的硬刺，只要长成很难逾越，形成天然屏障，正如一堵墙壁。而其生命力特别顽强，无论是刀砍和火烧，来年依然会茁壮成长，所以良璧人也把这段“枣墙”称之为“枣强”。邳州及其附近很多地方的名字里有“枣”字。比如：山东省枣庄市，距离邳州市岔河镇不过五十公里；岔河镇明清以前有古村落“枣林庄”，是良璧出村渡口，距离良璧仅二公里；良璧村西有古地名“洪枣林”，现称“洪林”；戴庄镇有“枣庄营”，距离良璧不过二十公里。如此多古村庄有“枣”字，充分说明邳州古代枣树众多。由此可见，黄河在1194年改道邳州，邳州的先民们家园被洪水摧毁，庄稼失收，田地被河水侵占，人们不得不北上逃离故土。而逃离的路径就是从邳州各地沿官道北上，途经良璧村的登龙桥跨过古黄河。而黄河水急浪大，只有黄河北岸的“枣树墙”为难民指明了道路，防止人们跌落河中，这段枣树墙成了渡河难民的“救命墙”。“河北枣墙”深留在难民及其后裔记忆中。现在章丘市的一家张氏族谱记载其始祖迁徙于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的邳州良壁才是最真实可信的，与黄河改道难民北上年代相吻合。
        古代的迁徙往往与大槐树是分不开的，而邳州良璧是“偃武大槐树”移民发源地，这也印证了我们的先祖来自邳州。“大槐树”、“枣林庄”、“老鸹窝”，这些古先民迁徙特有的文字符号在查验中都得到了体现，“大槐树”是良璧村内数棵唐代槐树；“枣林庄”是良璧出村渡口；“老鸪巷”是良璧附近泇河上的一座桥，正如“偃武乡大槐树移民”、“山东枣林庄移民”、“老鸪巷移民”一样，“河北枣墙”不过是良璧古黄河北岸的枣树林，这些特定名称不过是移民迁徙路途上的关键记忆节点。之后的数百年来，不同地区的移民后裔关于始祖迁徙路线记忆的侧重点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迁徙名称，正是由于数百年来的口口相传，才听到我们的先祖来自“河北枣强”，其实不是河北省枣强县，应该是黄河以北的枣墙——也就是良壁。
        历史上途经良璧村的大型移民有两次：第一次是1200年前后的黄河改道造成的难民北上，难民迁徙方向是由南向北，包括“河北枣强移民”和“偃武大槐树移民”，难民主要来源于金国统治时期的邳州，人数约60万；第二次是1214年到1219年的红袄军与金国的战争造成的难民南迁，包括“偃武大槐树移民”、“老鸪巷移民”和“山东枣林庄移民”，难民来源于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移民的迁徙方向是由北向南，人数百万之众。各类自然灾害和战争灾难摧残着饱经磨难的先民们，曾经见证难民艰辛的“大槐树”、“枣林庄”、“老鸪巷”和“枣强”依然存在于邳州大地上。             
                                         作者系城区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