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悲歌
◎李庆田
万历年间，恐怕没有人能预料到，大明王朝即将走向内忧外患的末路穷途。
可惜，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坏的事情还是依次酝酿发生了。万历朝后期，关外辽东，女真后裔们再次横空出世，用凶蛮的武力蚕食着帝国的边疆。关内各省，抑制不住的土地兼并导致社会阶层撕裂，阶级矛盾日趋严重，整个社会如同一个蓄势而发的火药桶，只等着合适的时机去引爆。
万历年间的朝堂上，皇帝怠政，文官集团结成朋党，为各自利益相互倾轧，延至崇祯年间，多年积弊的恶果最终爆发，处处皆呈亡国之象。史学家们说，这时的明朝崩溃成为定局，任何治疗方案都已无能为力。
时局风雨飘摇，王朝行将就木，那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那些被历史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人们，那些与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人们，都在做着比和平时期艰难百倍的选择。有人迟疑观望，也有人在拼力支撑，有人临危惜命屈膝降敌，也有人用生命去誓死捍卫心中的道义。
毫无疑问，即便大明朝有千百个应该灭亡的理由，那些抵抗者的英勇牺牲也会让人肃然起敬。他们是朝廷的忠臣良将，他们同样是一群普通人，是家里的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或者好儿女，同你我一样有着普通人的情感。只不过他们拥有更为博大的情怀。国家遭难了，他们敢于挺身而出；身临险境，他们敢于直面生死；遭人陷害、受了委屈，他们还是痴心不改地爱着这片土地。他们在生死之间做出的抉择可以傲视千古，他们的风采也已随史书万载流传。据统计，在明末大变局中，为国家殉难的官吏生员前后多达三千七百余人。一一详述几无可能，读史者只能取其部分代表性的人物，以《明史》为基础，串联起几个历史事件，以祭奠英灵。
根据史实写这些节烈之士的情感，分析他们在战场上的成败，读史者总是禁不住去想象那些重大事件可能出现的另外一种结局。如果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能“犁庭扫穴”，重创满洲八旗的主力并攻占赫图阿拉；如果明军在潼关南原之战中能将起义军一网打尽；如果天启皇帝不那么顽劣，崇祯皇帝不那么急躁多疑，君臣上下一心相互信任，共建中兴大业，读史者不相信明朝就必须得灭亡。
可惜，历史无法假设。假设历史，除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是徒劳且没有意义的事情。历史的事实是，英烈们的奔走呼号、努力付出，全然无力阻挡明朝滑落深渊的脚步。这是一场悲剧，既是他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翻阅《明史》列传，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悲情在涌动。
崇祯十七年，悲情与剧情一起达到高潮。那年，岁在甲申，燕京地区风起云涌，大明、大顺、大清三股势力第一次纠缠在一起，碰撞出色彩浓烈的交集，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先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进逼京师，崇祯皇帝煤山殉国，明朝灭亡。农民军进京后，因一系列失当的举措，最终在山海关大战中惨败于清军的袭击。满清乘虚而入占据中原，成为三方中最大的赢家。
清廷坐稳了江山，将专制政策推向新的高峰，明末出现的那点人文主义思想伴随着海禁被禁锢，从此，华夏迎来的不单单是一个剃发易服、俯首称奴的时代，更是闭关锁国、文字狱横行的时代。民众在政治高压下麻木，社会在极端的统治下沉沦，麻木沉沦近两百年，直到十九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面前丢丑现眼，沦为国际社会间的笑柄。每想及此处，内心的隐痛便无法消除。历史的悲凉与无奈，无过于此。
写明末的节烈之士，读史者当然没有污蔑农民起义军的意思。读过马懋才《备陈大饥疏》的人，都会被灾情的可怕以及饥民的惨状所震动。既然朝廷无意或者无力赈灾，也就不能责怪它的子民为了存活而揭竿起义。写这些节烈之士，同样不能忘记他们代表的阶层里还有着一群极腐朽的势力。那些见风使舵的投机者，那些自私自利、漠然国家利益的冷血者，那些拥兵自重目光短浅的军阀，都是加速明王朝灭亡的催化剂。
崇祯十七年，明亡，却不代表明的终结。在随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南明政权与农民军联合，继续抗击着清军的南下。更多的节烈之士们前赴后继，投身于悲壮的战斗中。南京沦陷后，半壁江山已不能保全。他们便退到湖广，退到西南，退到海岛，退到缅甸，退到几乎看不到希望的境地，仍然在誓死抗争着。他们都有一个至死不渝的信念：宁可失去生命，也不做满清统治下的奴隶。
清康熙三年八月，夔东十三家的茅麓山根据地被清军攻破，抗清领袖李来亨阖家自焚身亡。同年，在东南沿海的坚持抗敌的张煌言亦被俘杀，大明王朝残存的最后一点痕迹被烈火和海浪所吞噬。掩卷拭泪，回想着他们让人血脉喷张又让人热泪盈眶的言行，耳边响起了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绝命诗，那首对故国山河深切感叹的《别云间》：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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