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有言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等评论虽然不无偏颇之处，可确实也有可循之理。正如他随后解释的那样——“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尤其是文学的出现与发展，给很多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并非大富大贵之人（当然，也绝不会是真正的底层百姓，因为文字及教育的全面普及，就以咱们民族为例，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切实做到的。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间，能识文解字就是高于一般百姓的象征，而在衣食无虞的前提下去著书立言，那更是一种上层阶级的特权！）一个扬名立万乃至流芳后世的窗口与机遇却也是毋庸置疑的。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明清时期的小说一直到近代史上的鲁迅，都可以说是这个意义上的典型代表。
        文学，无论是从其产生的社会原因还是现象背后的哲学本质来考察，都是创作者个人（或集体）对其所处的周围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与能动反映。几乎可以判定，有感而发是它的最原始动力。所以说，“文如其人”还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就我们的民族历史来看，鲁迅先生所断定的从魏晋时期而中国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可。正如我们已经熟知的，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个体，只有首先满足了吃、喝等生理第一要素和自身安全得到保障后，才能从事包括文学在内的一系列的所谓的艺术活动。那种极力鼓吹“艺术之上”或者伪善地宣扬“为艺术而献身”的豪言壮语，如果不是真正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文学自身来讲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现实生活本身营造并促进了两种可能：一是从创作主体上来看，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创作的机会；二是从创作客体上来看，则为作家个人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创作实践和材料。
翻开咱们济阳县的历史，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人杰地灵”这四个字与我们就根本无缘！远的咱们不去自讨没趣，就同我们的一衣带水的邻居——河对岸的章丘相比较，单就文学这个方面来看，自两宋以降而至清末，我们和人家的距离用“遥不可及”来形容，好像并非是出于自卑！
        当然，造成此种局面，把责任揽在我们头上委实有些冤枉。人家章丘四千年前就出现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曙光——龙山文化，汉唐时期济南府的前身——平陵城也在那个地方。文学本就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繁荣与否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个道理浅显而明确——只有经济水平提高了，才能使更多的人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有资格有机会去从事在当时没有丝毫商业概念的文学创作。
        从上述意义去分析，章丘出了个李清照，或者说李清照出现在章丘，还果真是应了哲学上所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更是因为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作家，还是一位女作家，是文学史上最出名的女作家，这就使得咱们济阳跟人家相比，只能是远望脊背慨然而叹了。
        历史开起玩笑来有时也真得不留情面，也难怪俗语有云：屋漏偏逢连更雨，船破正遇顶头风。仅是河对岸的章丘有一个李清照也就罢了，咱不和人家比。装聋作哑，并不代表缺衣少穿，自己筷子上下功夫也就是了，照样吃得脑满肠肥。可河对岸的另一家——历城，偏偏又出了个辛弃疾。同章丘一样，说单是这样一位作家，就把我们济阳八百年的建县史从文学乃至文化层面上比得大有体无完肤之愧意，好像还显得我们也算是有些自知之明。
        玩笑扯得有些远了。新中国的成立，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百姓提供了读书识字的机会，也为更多的普通百姓参与文学创作带来了可能。尤其对女孩子来说，真算得上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数千年来女性不过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上层社会里的女孩子也是遵循“大门不出，二门不到，笑不露齿，无才是德”的泯灭人性的古训；下层百姓的女孩子只不过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更是没有读书的机会。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数千年来中国文学史上就唯独一个李清照！
        《红楼梦》中成立的大观园诗社想必在现实生活中能找到它的影子，毕竟上层社会中小姐、夫人之流肯定不乏识字之辈，但是真得要她们绣工之外去从事文学创作，还真得不符合实际。（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