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内情
谷牧是新中国经济建设战线上的杰出领导人，他曾长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受到周总理的赏识和关爱。
佩服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
建国后，谷牧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53年11月。当时，谷牧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那次到上海，主要是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听取了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后，还专门要谷牧和上海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作了一次工作汇报，潘汉年讲市场方面情况，谷牧讲工交生产情况。
在向周恩来汇报时，由于汇报本子上的一些数字是刚刚汇总上来的，不少内容潘汉年和谷牧还记不牢。所以，汇报中有时正说着，周恩来突然问起前面说过的数字，潘汉年和谷牧就忙着翻本子，周恩来笑着说：“不用翻了，我记起来了。”待潘汉年和谷牧翻到一看，正是这个数字，大家都非常佩服周总理的惊人记忆力。当时潘汉年和谷牧猜想总理可能要批评他们几句，周恩来却和蔼地说：“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学成内行。”有了这次“教训”，在以后20多年中，每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谷牧总要把一些基本数据切实弄清记牢，力求谈得具体准确。
1955年1月，谷牧调到北京工作，先后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等职，从此可以经常直接聆听周恩来总理的教导，接受他交办的任务。
1960年后期，迫于国民经济诸多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度过经济难关的课题，才真正被提上了中央的工作日程。
1961年1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具体工作部署时，周恩来要求刚刚成立的“十人小组”（主要由国务院各工业部部长参加），负责全国生产总调度。
小组成立不久，主持十人小组的工作就由谷牧承担起来。白天，“十人小组”成员各自在自己的部门工作，晚上就开会，研究问题。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困难，经周恩来批准，谷牧他们每天晚上开会结束后，可以免粮票并免费吃到一碗面条。每次开会，周恩来都派他的秘书顾明来听，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有时他听了顾明汇报后，对有些情况还要连夜进一步追问。经常有这样的事情：谷牧深夜回到家里，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案头的红机子又响了。一接电话，原来是周恩来打来的，再看看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了。对此，谷牧极为感动。
1965年初，经周恩来力荐，毛泽东赞同，谷牧担任恢复建立的国家建委主任。之后，他的主要工作转到抓三线建设。
周恩来：“把住经济工作这关！”
“文革”初期，谷牧就受到了大字报的“炮轰”，但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1966年9月初，经李富春提议，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余秋里和谷牧被通知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周恩来当时最为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产生比当年“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经常找谷牧等人了解经济工作方面的重大情况和问题。有一次，他对谷牧等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这期间，各部委中，哪位部长被揪斗了，总理就指示谷牧和有关同志采取措施加以保护。林彪、江青一伙对此是十分恼火和怀恨的，他们公开污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污蔑谷牧等人是“救火队员”。
1966年12月28日，谷牧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1967年1月30日中午谷牧乘飞机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一群不相识的人绑架。谷牧回京后即被造反派绑架的消息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联络员找国家建委机关造反派谈判，说定在第二天只谈判一场，即把谷牧送回中南海，他要听出差汇报。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此后一段时间，谷牧出去接受批斗的次数少了很多，得以协助周总理抓经济工作。
为了支持谷牧工作，周恩来特地安排他在五一节上天安门观礼。但“五一”过后不久，外面造反派揭发、批判谷牧的大字报日渐升温。谷牧1936年在北平“左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过，这段历史，党早已审查清楚。为此，周恩来亲自找谷牧谈话：“已决定从xxx专案组中抽出两个人突击查一下你的问题。你不必背什么包袱，还要像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正是周恩来总理的话；给了谷牧以勇气和力量，使他在以后长达两年的“牛棚”生活中能够坚持下去。
林彪发出要老干部“疏散”到各地的所谓“一号命令”时，谷牧也属于“疏散人员”之列，为此，国家建委军代表亲自到周恩来那里汇报“疏散”的方案，提出让谷牧到江西干校去。周恩来说：“干校不要去了。谷牧同志对三线建设感兴趣，基建工程兵他也参与组建过，让他到基建工程兵部队去搞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旦有事，还可以带部队去前方服务。”
就这样，谷牧后来到四川江油基建工程兵部队里当了半年兵，之后又在湖北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
谷牧：“古今中外能有几人？”
1971年至1972年，在谷牧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之前，周恩来让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当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顾问；二是让他抓港口建设。在周恩来等的关心下，1973年5月，谷牧的领导职务得到恢复，任国家建委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一次会议上，当他再一次见到周恩来时，总理显得更加瘦弱了。谷牧问候他的病情，他说：“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得了癌症了！”谷牧听后，惊诧万分。周恩来遂转移话题说：“你恢复工作了，担子很重，还得好好干呐！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吗？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只要一息犹存，就得奋斗啊！”听了他的话，谷牧十分难过，也很激动。
为了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1974年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恩来飞往长沙。经毛泽东和周恩来认真商量，在随后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谷牧等为副总理。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恩来先是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谈了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他又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当周恩来看到谷牧时，仍然关切地询问了港口建设情况。谷牧回答：“原定目标可以实现，请总理放心。”
自国务院全体会议以后，谷牧就很少见到周恩来了。4月27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把谷牧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李先念说：“今天早晨6点，总理把我找去，谈了很长时间，他要我转告你：在抓紧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谷牧懂得这些都是总理十分关心和重视的大事，随后及时作了部署安排。
1976年1月7日上午，王震和谷牧一起去看周恩来。走到周恩来的病床前，他已昏迷不醒，面容憔悴，谷牧实在忍不住，哭出声来，走了出去……
1月12日晚，谷牧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的感受：“一个政治家在世界上声誉如此之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如此之深，他的逝世引起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古今中外能有几人？！”（据《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