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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的一天，周恩来请美国作家白修德在一家饭馆吃饭，主菜是一头金褐色的、肉皮松脆的乳猪。周恩来自豪地拿起筷子，做手势请客人先吃烤猪的脆皮。白修德畏缩着放下了筷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解释说，作为犹太人是不能吃猪肉的。对这种未开化的习俗表示惊异的周的助手们为自己的失礼而吓坏了，并且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没有能力换一道可以和这道菜的美味相比的菜了。周恩来却拿起筷子再一次邀请客人，他指着桌上的盘子对客人爽朗地笑着说：“这里是中国，再看看，你瞧……这        看起来像猪，但在中国这不是猪——这是一只鸭。”
白修德大笑起来，其他人也都笑了。这个美国人把筷子插进去，夹下了一块脆皮。用他自己的话说：“吃了第一口真正的猪肉，以后就开戒了。但愿我的祖宗能原谅我。”
        周恩来的这个令人神迷的促使他人打破旧习惯的举动，对另外的人物可能就不会起作用。但是，这次他的外交才智却使他成功了，这是1940年至1943年3年战争年代里周恩来度过的一个并没什么特别的傍晚。那时，周恩来正代表着共产党的利益驻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这3年期间，他建立起了不寻常的权力，不仅充当着共产党的特使，而且几乎是出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良知，在发展着与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的关系，努力赢得中间派。
        周恩来在谈判方面的才能要胜过党内其他同事，不论是同国民党谈判，还是同外国人谈判，都是如此。他深谙国际事务，和政府官员关系较好，英语流利，他的性格又特别适合这类工作。许多共产党人是带着一种要争吵的架势来到谈判桌的，但周恩来却保持着一种适当的理智，当形势不利时他就摆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打算从对方那里赢得同情心。
        白修德称周恩来为毛泽东的“塔中的侦察机”。然而，当时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是复杂的。当周在重庆做特使时，其他人特别是刘少奇正忙着赢得毛的青睐，帮毛建立忠实于他自己的党组织。按苏联观察家弗拉季米诺夫的说法，毛曾经批评过周是经验主义者。然而，周一再宣称自己是忠实于毛的。几个月后，别人引述毛的话说他完全信赖周，并依靠他的支持。王明自己有过记载，说毛一边称赞周的管理和外交天才，一边暗中抱怨周在党内比毛更受人拥护。这些混乱的说法，不可全信。但它却引起毛的自卑感和不安感，再加上周的斡旋调解的才能，使毛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周在承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周恩来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时，他回答说：“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
        一个美国人想知道共产党会不会废除宗教。
        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尊重各种宗教，允许有各种信仰。”
        1940年圣诞节，卫理公会教徒蒋介石请周恩来吃晚饭，以感谢四年前周在西安救他一命之事。他双手紧握周恩来的手，一向沉默寡言的委员长此时异常激动，称周为他所认识的最有理智的共产党人。后来，周回忆说：“他这是在恭维我，我讨厌他的恭维，这只能让我多加提防。”周借机委婉地抱怨蒋不民主。
        “你知道蒋介石是怎么回答的吗？”后来和一位记者谈及此事时，周恩来说：“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民主？’”
        饭后，周恩来评论说：“事实上，我被感动了。只可惜人的情感，尽管真诚，但也无法弥合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1941年春，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有煽动性的露天演说，很有吸引力。听众中有一位名叫韩素音的有一半华人血统和一半比利时血统的小说家，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她坦率地说，周“没有演讲的天才，但他通过他那真挚的诚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她看到他“面颊清瘦，头发浓黑，非常镇静，十分英俊，手势轻快而灵活”。她的第一个感觉是，他给人一种“聪明、自信、脚踏实地和克己自制的印象”。他站在一块凹地中间的桌子上，双眼镇定地环视着人群，演讲了足有4个小时。“那是一次人们所听到的最简明易懂的，条理最明细的，最朴实无华的，也是经过煞费苦心准备的演说。“周对国共两党的争端感到痛惜。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他强调说：“无论这个兄弟间相互残杀的悲剧是由什么引起的，我们都应该忘记它。从现在起，我们要向前看。”
        他穿着一件新熨过的土黄色军服，没扎腰带，也没戴领章，但穿着一双擦得铮亮的皮鞋。就是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到了他养母被冷落了的墓地。
        “我的母亲，我欠了她很多很多，可她的坟墓在日占区。我多么希望能回去清扫她坟上的落叶啊。这是一个把一生献给革命和国家的浪子所能为母亲做的最微小的事了。可是我连这也做不到。”多么感人的演讲啊，他使每一位在场的人都流出了眼泪。 （据《周恩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