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里的故乡
◎王立良
故乡，就像一只悠游的小船，在我的脑海里永远的荡漾着。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我已在故乡的红土地上生活了整整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的岁月里，最难忘的是童年。我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人。生的不是时候。刚刚学会迈步，就遇到了全国少有的自然灾害。后来，俺娘可能怕我不孝敬她，常啦这段故事：《那一年，野菜树皮都吃光了，饿死的人不少。最后，生产队里没办法，把仅存的一点花生种分了好救一救命。把花生皮剥了，娘在碾子轧轧皮，娘吃的是皮，让你吃的是仁。》世人只有妈妈好，是真情真理呀！
有时姐姐也说起这件事：在那生活紧张的几年里，村里为了孩子能活下来，成立了托儿所。姐姐中午在所里吃一顿饭，总是剩下一口窝头不舍得吃，揣在怀里带回家给等在门口的我填到嘴里，怎能忘啊，这深深的姐弟情。
三年的困难在哭天怨地声中过去了。但当时的生活在十分紧张，可以这么说：吃不饱，穿不暖。下来地瓜吃红薯，春夏秋冬吃瓜干，瓜干在石碾上轧碎，再放在石磨上磨成粉，用箩过细成地瓜面再蒸成窝头。有时地瓜面里掺上青青菜，槐叶、榆钱蒸成窝头，这样可以省粮。总算不挨饿了，但总让我心烦的事，就是摸起棍子推磨，每星期天必须得推，不推没啥吃，没办法，这样坚持了五六年。直到一九七零年左右才有了机器磨面。总算告别了祖先发明的石碾、石磨。它几千年的文明也算告一段落。
村东有片枣树林，足有好几百棵。土改后，土地也都归集体所有，受生产队的管理。然而，这些枣树还是原来林主家的，虽然生活紧张，但这些林主成了当时的大财主，起码有枣吃也能换点粮吃。每当夏季来临，枣树上结满了青果。我们放了学，饿的很，都到枣树林里拾上一把红干巴枣充饥，反正比那地瓜面窝头好吃多。到七八月间，枣子红了，甜甜的果子实在诱人，只要林主不在家，我们这些儿童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的爬到树上晃，有的扔砖头，通红的枣子落满了地，最后把布袋塞满了才知足，藏到个旮旯里吃了起来。想起那个滋味来，比现在的苹果、香蕉好吃的多。
村北有条河，一条很宽的河，这就是由西南至东北贯穿整个鲁北大地的徒骇河，是鲁北人民硬挖出来的一条幸福河。以前，我不知多么宽，经过一九六五年的曲直加宽后河道足有二百米宽，深度可达二十米左右。两岸大堤相距也得四百米。六七十年代的徒骇河比现在美多了，那时两岸大堤上种了杨柳树、刺槐等，都是各村在河务局统一种植的，整齐的咋看咋成行。特别是刺槐在谷雨前后，洁白的花朵如雪霜，花香飘满鲁北大地，沿岸的人们都去钩花烙饼，花香饼更香。河里除雨季洪水时浑浊外，常年清水缓缓，各种螃蟹、甲鱼、黄鳝、鱼儿、虾儿等有应有尽有，有时比现在养鱼池里的鱼还多。
徒骇河是幸福河，也是救命河。我要浓重一笔写一下河里的柞菜和蛤蜊，在那生活紧张的年代里，柞菜可是第一功臣！一开春，人们把镰刀绑在竿子上，去河里钩柞菜，把柞菜洗净，切碎后与玉米面或地瓜面加上适当的盐掺和好，锅里放上少量的油加热后，把柞菜糊子放入锅内，不多时香喷喷的柞菜饼就烙好了。在那初春青黄不接的日子里，那叫一个鲜，天下最好吃得美味了。蛤蜊更是功不可没。在常年闻不见肉味的日月里，只要是能吃上顿蛤蜊肉就是天大的口福了。每年的六、七月间，雨季刚过，人们利用午休时间，去河里捞蛤蜊，也就是两个钟头的工夫，生产队的钟声还没响呢，捞蛤蜊的人三五成群的背着大半袋子蛤蜊，有说有笑的从河边走向村里。先把蛤蜊放在清水里洗净污泥，再换水让蛤蜊在水中吐味一下竿。到了傍晚收工归来，把蛤蜊捞出，放入大锅内，浇上适当的水然后把水烧开就成了。蛤蜊都张着大嘴，含着白嫩嫩的舌肉，等不及的孩子先吃了起来，而大人们却不慌不忙的将舌肉一个个挖出来，放在盆子里，然后取少量的韭菜与蛤蜊肉一块炒，吱呀一说现在真想流口水呢。有时蛤蜊肉与韭菜蒸包子，咬一口净肉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再说一下煮蛤蜊的汤，那时没有这牛奶那牛奶的，就像乳汁一样，人们常喝上两碗，抚摸着薄瘦的肚皮，有趣的说：“这东西养人。”
筐子王家，这个美名来自六十年代。咱济阳、商河、惠民三县所用的大部分筐子、竹子簸箩、筛子都是俺老王家编的。那时，农村没有提包一类的工具，走亲串友都是用筐子、竹簸箩，盛上白面馍送礼的。赶集买什么也离不开筐子，出嫁姑娘都得陪嫁一对针钱簸箩，如果没有，还算个主（家）吗。在集上摆摊子卖筐时，客户总是问：“哪里卖筐子的。”“老王家的。”久而久之，筐子王家，就叫起来了。就连阳信无棣的竹编也是俺老王家的人传授的。这个手艺可养活了俺村不少人。记得可能是一九七零年左右的时间里，上级为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会竹编的人组织起来，搞大队富业或生产队富业，基本满足队上的基本开支。当时济阳仁风五金厂的前身就是依俺村的竹编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从八零年开始，筛子成了抢手货，因这时家家户户都养牛耕种土地，饲养牲口筛草除土是不可缺少的工具。自从到了新世纪，机械化生产代替了牛耕作业，走亲串友都有了皮革一类的皮包，嫁娶姑娘再也用不着那针线簸箩。从此，竹编这个手工艺在俺村失传了，筐子王家的美名也就销声匿迹了。
俺村的农田，可都是红土地。长性好，这都是沾了地势洼的光，可不是吗，人们传说：高处挂沙，地处留於。土改前，黄河经常决口，一层一层淤上的全是红土。这肥沃的红土壤只有徒骇河以南二三里地才有的，都说比黄土地产量高，现在来说，也看不出什么来。从生活紧张到文化大革命，地瓜产量高，还是种植地瓜为主要农作物。那时，虽然天天学大寨，大寨精神可贵，但经济方面就是搞不下去。人们混一年混一年就是穷啊。到了八零年，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说实在的，人都是自私的，大锅饭确实不好吃。那时，村里的钟声再也不响了，庄稼地里也不慌了，粮食产量好几倍的增长。当时，农民对现实的种植方式不去改进，还是仿照远古的种植模式。记得是八一年小麦抽穗期，蚜虫大面积发生，我发现后连续喷了两遍久效磷，基本没有受到危害，颗粒饱满。在那种情况下，村民望着黑压压的蚜虫，无动于衷。都说：“小麦历史上就没打过药，都是黄丹收，黑丹丢。”我着急的说：“哪是黑丹，那完全是蚜虫屎。”结果，那年村民的小麦全是粃粒，产量也就二三百斤。而我喷药的五亩麦田达到六百斤。到了来年，一有了蚜虫，人们就抢先喷起了药，从此，小麦“黑丹丢”的谚语在故乡的土地没有了。
种地，种地，皇粮国税历代都交，天经地义。每到麦收或秋收还没完成，村里好几个大喇叭同时高吭着，“今年上级有政策，每人二百斤小麦，差一两不行。某一天，都向粮所交纳，如晚交一天罚款五十”。“又不是没有，早交也是交，晚交也是交，落个难办干啥。”这是很多村民说的。粮食足够吃的，棉花也有了大幅度的增产。记得当时种植鲁棉一号，产量都在二百斤左右，当时七八毛钱一斤，村民明显富了起来。再加上会竹编的人有空就编，几年的工夫，原来的土坯平房翻盖成了瓦房，村的面积扩大了三倍，村东的枣树林就是在那个时候荡然无存了，那浓浓的枣花香再也闻不见了。住上了新瓦房，街道直了，宽敞了，户户都喂上了牛，增添了喷雾器、抽水机、二胶皮轮车等机械和农具。我把八十年代的农村看作是男耕女织的时代。你看不是吗？那个时候，坡里的男人们一边哼着“在那希望的田野上……”一边吆喝着耕牛犁田耙地。女人们在家的织布机上一边织布，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歌声，这种景象不正是人们所盼望的吗？
幸福的男耕女织时代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缩影。又过几年，到了九十年代，前进的步伐像一股洪流势不可挡。人们把牛卖了，转而搞起了大棚，买上了拖拉机、三轮车、汽车跑上了运输。女人们也算计了，织上十天布，还不如打上一天工挣得钱买的布划算。因此，当时的织女变成了打工妹。二十年过去了，那铧犁、牛套、织布机一些村民还舍不得丢掉，闲搁一边。男耕女织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世纪开始了，俺村率先在大街上了柏油路。此时开始，昔日的泥泞变得干净整洁了。户户盖起鲁北独有的四合院。一般都是五间正房，铝合金封闭，热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角门及偏方都是水泥平台，下面放车，上面晒粮。比起城市楼房差不了多少，可还是不知足，都看着城里好。现在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搬入县城或大城市居住。村里只有那些留守老人时常想起坡里那一亩田，看看今年产量能否达到一吨半。
脑海里的故乡永远是自己难忘的记忆，但愿能尽量把美好的过去描述出来，留下美好的回忆。作者系仁风镇桥南王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