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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刚满20岁的李木平跟着同乡离开家乡重庆忠县来到深圳。一晃眼，自己已经在深圳过了大半辈子。跟许多他的同龄人一样，李木平猛然发现，养老的问题越逼越近。
        今天，曾站在改革开放前线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当年的青壮步入老年。50岁以上是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的年龄段，从2012年的不足4000万，五年间跃升至2017年的6100万人。但农民工群体中，购买养老保险的比例偏低，2017年，全国购买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有不到22%。

老无所养

        这是李木平到深圳的第28个年头。1988年，村子来了一个招工的人，说有一个香港的老板在深圳开厂，需要很多工人。
        “那时候我们都不敢去，什么都不知道，以为是人贩子。”李木平说。
        一年过后，同乡的人发现去广东的人不但没有被拐卖，还能寄钱回家，更多的人开始跟着招工的人走。跟着同乡一行七人，李木平辗转到了深圳。
        到深圳后，李木平先后在两个印刷厂干了九年。李木平在印刷厂的九年，没有签过一次劳动合同，更不用说社保医保。但这是当时社会普遍的情况，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没有听说过社保，就算听说过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
        1999年，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承认农民工购买城镇职工社保的城市，李木平这时才第一次开始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时，他曾跟两个工友一起去询问人事经理是不是可以买社保。得到的回复是：老板说了，不买。
        早年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深圳的企业迅猛发展。而工人往往是议价弱势的一方。李木平在印刷厂操作的啤盒机很危险，机器压下来，一不留神，手就没了。他附近印刷厂就有工人因为这样废了一只手，工厂没有补偿，只是保证让他留下，给他换了当保安的岗位。
        1999年的新政策出台后，深圳的企业开始陆陆续续给管理层人员买医保、养老保险等，但很多企业都又推迟了好几年才给普通工人买社保。有不少工厂甚至到2010年后还未给工人买社保和养老保险。
        除了2008、2009两年的老板同意给李木平买社保，在后来的工作中仍然没有雇主给他买过社保。但那时，比起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保障，李木平更计较的是到手的工资高低。
        “我二三十岁的时候，退休养老感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李木平说，“那时候我也没想过在深圳一待就这么久。以前深圳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赚钱的地方，赚够了钱就回家了。”
        这也是大多数到深圳打拼的农民工最初的想法。很多人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在此长住，他们认为哪里有工作就到哪里去。
        “当时政策也不明确。很多工人都担心钱放进了社保，以后又到别的地方，钱拿不回来。”李木平说。由于当时社保地区之间转移困难，农民工参保的热情不高，甚至有些农民工一旦换工作，就会去退保。
        一年一年过去，李木平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他结婚生子，儿子也慢慢长大了。2011年，李木平40岁了，他突然有了危机感。整个家庭基本上没什么积蓄，夫妻两人什么保障都没有，儿子还没上大学。李木平开始担心，如果有一天，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
        在深圳工作了20年，李木平只有两年的社保记录，但他需要在60岁退休年龄前缴满15年社保才能享受深圳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待遇。
        于是，李木平开始去找以前的雇主。按照深圳市的规定，对雇主只能强制追缴两年社保。如果要再补缴更多，只能跟雇主协商。但大多雇主并不愿意打开这个补缴的口子，否则欠下的前员工的“债”可能让他们无法承担。
        李木平一开始是周末跑，闭门羹吃过，老板不认账也碰过。后来发现收效甚微，他索性把工作辞了，天天到处找以前的雇主，跑社保、劳动部门。
        李木平的坚定和动力，除了来自夫妻俩养老的问题，更急迫的原因是他儿子上学的问题。儿子要在深圳上公办高中，需要父母缴满三年社保。一年跑下来，李木平东磕西碰总算凑足了七年的社保。如果他60岁前保持缴纳社保，他就能够拿到养老金，但他现在的雇主仍然没有给他买社保。

乡关何处

        对于很多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即便在城市生活多年，心理上的“家”始终是农村的家乡。许多人在深圳辛苦奋斗了大半辈子，临老了，认为终于能松一口气，希望能落叶归根。但他们年纪越大，很多人开始发现，回乡，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
         李木平比杨秀凤幸运，至少他还有希望拿到深圳的城镇职工退休金。52岁的杨秀凤到深圳22年，要拿到深圳的职工退休金对她而言似乎已经不可能了。而压在她身上的，还有沉重的房贷。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儿子房子的房贷还要还20年，我们只能继续工作了。”杨秀凤爱笑，但说到未来的计划，她的眼神黯淡了下来，看着远处，若有所思。
        杨秀凤在同一个塑胶厂干了20多年，直到2013年，公司才开始给她们买社保。但按照深圳目前执行的情况，女工40岁以后第一次买社保的，退休的时候买不足十年，便不能拿到深圳的职工养老保险。
        深圳平均职工养老保险是每月4400元，由于农民工一般交的都是最低档的，他们一般拿到的是1300元。如果杨秀凤不能领到深圳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她只能回乡拿农村的居民养老金，每个月只能领到约90元。
        杨秀凤50岁的时候，工厂跟她终止了合同，算她从工厂退休。但她一分钱的保险都没有，甚至连医保也随之结束了。可是，杨秀风不甘心就此回乡，她也不能回乡。
        2011年的时候，为了以后给儿子找老婆，杨秀风和丈夫决定咬牙为儿子在他工作的枣阳市买房。他们一口气把他们存款里的14万全给儿子付了首付。但杨秀凤一家现在每个月还要还3000块的房贷。儿子是在网上做汽车配件销售的，但收人很不稳定，一个人还不起房贷，夫妇二人只能每个月帮他付三分之二。
        杨秀风去年回湖北老家的时候询问过年纪相仿的嫂子，都说找工作难。“我现在这个年纪，回老家很难找工作的，可能只能做扫地清洁楼道的工作了，赚不了多少钱。”
        工厂终止了合同之后，杨秀凤留在了深圳继续找工作，但应聘了好几家都没要。几个月后，她最终通过朋友的关系，找了一个在洗浴会所打扫房间的工作，每个月赚2900元。但是，社保、医保仍然一样都没有，生病的时候上医院买药，都是自掏腰包。
        有没有想过儿子为自己养老？杨秀凤笑说：“他自己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卢晖临在农村调研时发现，第一代农民工真正能靠“养儿防老”的并不多，因为农民工二代大部分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很多甚至还在靠父母供养。一旦回乡，如果没有特别的开销，第一代农民工基本可以支持自己正常的日常生活开支，但很多人因为要帮儿子买房、付彩礼，不得不重新出来打工。
        杨秀凤家里原来有田，她离乡时把田给了邻居种，最近回乡的时候发现村里把地收走了。杨秀凤全不知情，不知道是被什么时候收走的，被谁收走的，以什么缘由收走的。
        “如果回去，我养老金也没有，连地都没有，回去怎么办？”杨秀凤询问村里的生产队队长，队长说如果他们回去，会给他们分一些地。 但具体会拿到多少地，拿到什么样的地，杨秀凤不甚了了。
        即便有地，一些第一代农民工回乡后的日子仍不好过。2013年，63岁的陈世芳跟工厂结束了合同。经过四年的努力，2017年时她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深圳职工的养老金，回到了老家河南。
        儿子在外打拼，孙子还是幼童，陈世芳回家便带起了孩子。陈世芳跟老伴身体都不好，老伴有糖尿病，她也有高血压，但他们还是每天在家一边干农活，一边带着三个孙子。
        现在年近70的陈世芳仍然每日承受着生活的重负。“欠外债，还不清。”儿子结婚的彩礼钱还没还上，儿子又生了孩子。“三个孙子，老大去年才开始上幼儿园，2000元一学期。老二刚断奶老三又出来了，奶粉钱都不够。”
        陈世芳抱怨，现在农村种地赚不到钱，成本太高，农产品售价低，有时候天气不好收成差，还亏本。“但是你不种地没办法，要生存啊。”
        陈世芳的儿子现在在浙江打工。他学历不高，工作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保安的工作，全家就指望着他这每个月三千多块的工资活了。陈世芳现在就希望儿子工作能好些，这样家里的负担也能轻松些。
        虽然回乡有种种问题，但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涨，让回乡成为了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无法避免的选择。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认为，回归到土地是第一代农民工老了之后的一个退路。“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城市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在城里也会感觉漂泊，甚至在儿女家里都会感到被边缘化，”贺雪峰说：在农村，他们有朋友、熟人的圈子，又有农业收入。除非他们要到城里帮忙带孩子，或者城里有好的工作机会，否则他们会选择回到农村。”
        但是目前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是，一旦这些农民工身体出现问题了，甚至生活无法自理之后，该怎么办？ （李木平为化名）（据《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