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外红尘》
◎李长三
旧日画稿
闲暇时，我总是会忆起那些消失了很久的旧日画稿。原以为那些温暖了整个少年时代的手稿早就毫无幸免地成为岁月的尘埃，不想，就在去年春末的一个中午，忽然发现了一摞早期的画稿。在今天看来，这些涂抹在包装纸上的画稿确实不值得恭维，但总还能看到一些童趣和天性。面对这些旧稿时我忽然想到，那个没有进过公园，没有见过山水，没有见过高楼，甚至连松鼠和黄鼠狼都分不清的童年，为了求证松鼠和黄鼠狼的不同，我翻遍了父亲所有杂志，最后在科普杂志的插图上发现松鼠的尾巴大并且上翘，黄鼠狼的尾巴小且下垂。最为窘迫的是，在画松针时我摘取了十多片梧桐的叶子也没有染出鲜艳的绿色，最后随着液体的氧化这些绿色渐渐成了黑褐色。
那时，最渴望的是能得到一盒真正的绘画颜料，再就是能获得本绘画资料。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我只能继续揉取花草树叶的汁液用代颜料，继续以餐具或被褥上的图案为范本，我永远无法忘记为了临摹镜子上的牡丹不小心压碎了全家唯一的挂镜，当时的恐慌就像犯下了重大的罪责，如果不是几位长辈的苦苦说情，那肯定是一场残酷的惩罚。
年岁渐长，眼界渐宽，但仍然不知门径方向。后听说某所大学的艺术系能得到系统的绘画教有，于是能考入这所学校便成为一个巨大的梦想。听说美术考试以素描为主，而自己并不知素描为何物。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购买到一本素描书，按着书上的指导自制了碳笔，自制了画架，用非素描纸涂抹了第一批素描画稿。这些稚嫩的画稿无意中遗弃在一个柜子的底部，逃过了无数次的搬迁和清剿。
可惜的是，这仍然不是11岁涂抹在旧图画反面的画稿，那些最原始的带着植物液体的图画早已远去的了无踪迹。虽然，我并不奢望那些作品能够在哪一天的哪一个角落里突然出现在眼前，即使出现在眼前，除了一种念旧情结的回味，也不会产生艺术审美的惊诧了，只是那些丢失的碎片在掩盖了往日幼稚的同时也断送了成长的线索，这倒有些遗憾了。我曾无数次忆起最初的那些遗落在记忆边缘的墨迹：松下的丹顶鹤，枝头的山雀，以及青石旁横插的腊梅花……那是干枯的季节里一场春雨的萌芽，泼湿了半生的浪漫和憧憬。
第一张宣纸
在我拥有第一张宣纸的时候，也是与那所艺术院校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终于可以不受考试的束缚，不受专业技法的约束，终于可以任性而为了。事情往往如此，通往彼岸的路千条万条，不一定非要挤在一条路上。 没有进入专业院校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起码不会受到框框的约束，从那所学院出来的人反而改行了一半。我仍然坚持着自由的、没有任何门户之见的自学之路。路，是艰难的，如同盲人骑瞎马。但我终于知道了国画必须是中国特有的笔墨挥洒在宣纸上的，知道国画的修养是文史哲，知道国画的特点是以墨代色。于是，从柜子里拿出那张来之不易的宣纸，认真描绘了那幅《黄山云烟图》。
那幅画作并非我的独创，我是参照了著名画家郭传璋的笔法和构图。因为那时还没有见到真正的黄山，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黄山的本来面目。当我十几年后真正领略了黄山的气象以后，才明白无论什么样的画家也描绘不出黄山的神韵。历来画黄山的画家为数不少，而被张大千推崇者只有浙江、石涛、黄宾虹三人，但他们描绘的统统是心中的黄山，虽然笔墨和气韵都入化境，却很难看出他们画得就是黄山。比较之下我还是觉得现代画家郭传璋真正画出了黄山的形神和气势，只是缺少了中国画特有的书卷气和笔墨内涵，有点太具象化。在当时的年龄段还是喜欢这种具象的绘画形式。现在对这幅画的情感，也仅仅是因为它让我初步感知了宣纸的特殊性能，以及水墨在宣纸上的微妙反应了。
最早的书法启蒙
我最早的书法启蒙是源自一位叫罗建中的民间书法家。与罗建中老师相识，正是我迁居古镇曲堤的第二年。最初了解到他的书法是他写在农家大门上的红色楹联。在那之前，农家院落的楹联我是不屑一顾的，但看到罗老师的楹联后却被迷醉得流连忘返。我几乎天天跑到那些门前去看，越看越喜欢，并且每晚按着记忆去模仿。但无论怎么写也还是不得法，最后便不顾少年的腼腆，跑到罗建中老师家里求教。那年我并不确定他的年龄，只知道他满头的白发，是个高高瘦瘦的知识分子。在我眼中他是极具学者气质的老人，假如把他放在某个电视剧里扮演学者肯定不用化妆。
他看了我写的字，告诉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字帖，还告诉我他的儿子海林正在美院读书，让我去学校找他，最后还送给我两本1980年出版的《书法》双月刊。封面上有罗老师用钢笔做的引题：“黄苗子谈书法。”左面的四个字好像是我当年稚嫩的笔迹。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杂志的扉页里夹着一张罗老师的手稿，是他在翻阅书谱时作的笔记，我一直认为是以大字见长，但这幅写在稿纸上的行书小字却是极其精到和严谨。其中最小的字可能要小于蝇头，但却脉络清晰，笔笔到位，这对于一个戴着老花镜的年长者来说殊为不易。
我曾认为罗建中老师是取得较高造诣的一个民间书法家，只是他的生活环境影响了他的进一步发展。现在返回头来看他的书法，仍然属于上乘之作。这么多年以来，他的书法并没有被世俗味的流行导向所淹没，在各类角色纷纷谢幕的间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传统书法真善美的东西。
我与罗建中老师交往的时间不长，在我离开古镇的二十几年里，只在离开的第二年见过一次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却没有见到，第五年我再到镇上去，看到他家的门紧锁着。再后来我听到他仙逝的消息，心中不胜惋惜。并且，与他的儿子罗海林也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在上学期间，我们曾是半月一封书信的。谁知这位尊敬的兄长，却在毕业的那天毅然决然的去了遥远的城市。
庆幸的是二十七年后的今天还能完整地保存着这张手稿，虽然，破旧的纸张有些泛黄，但带着墨香的记忆，还是让我寻到了最早的学书脉络。
从“颠张醉素”到《书谱》
顺张醉素，学过书法的大都知道这是张旭和怀素的合称。这两位共侍唐朝的草书鼻祖，一僧一俗，一颠一醉，无论怎么看，都有些出奇的默契和相似。张旭狂颠，故得名颠张，怀素嗜酒，故世称醉素。正是他们与众不同的才情和个性才可以达到无人企及的境界。
十七岁的年龄获得这二位的草书法帖，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自从得到张旭的《古诗四帖》，我就过早地放弃了楷书的训练，跃着行书选择了笔走龙蛇、连绵不断的草书。虽然很多草书符号不认识，但却迅速被那些抑扬顿挫的线条深深吸引着、感动着。这种感动让我后来一直很纳闷，纳闷这个比较难懂的狂草怎么会触动了那个年龄的情愫呢？
我当时学书的过程仍然是毫无师承，比葫芦画瓢，值得称赞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勤奋。在没有宣纸甚至连报纸都缺少的年代，我几乎天天蘸着清水在水泥地板上写字，那些字迹随者我移动的脚步干了一遍又一遍， 毛笔也秃了一支又一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事半功倍，原因不仅仅是写在地上的字迹不能做下一次修改缺点的参照， 更主要的是一个没有楷书或隶书基础的书者，根本无法驾驭那些跳跃的草书。
我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自觉地返回到楷书的习练，在经历了颜真卿、褚遂良、赵孟頫的楷书，又经历了好几个时代的篆书和隶书之后，真切体会到书法的基本功是多么重要，相比之下，我在隶书上下的功夫较多，从《张迁碑》、《礼器碑》，再到《乙瑛碑》，最后一直追溯到 《汉简》。在反复的临习对比之后，我发现最能触动自己灵魂的还是草书，于是最终再次沉入草书的锤炼。但这时我绕开了曾经感动自己的《古诗四帖》，选择了怀素的《自叙贴》。我不知道怀素是不是天天醉得迷迷糊糊，从字里行间似乎找不到一丝马虎，也没看出丝毫的醉意，在精准瘦劲灵动多变的线条中，倒是看到了浓浓的禅意。这种禅意不是做出来的，是长期在不问世事的空门养出来的特有气质，这与置身红尘的张旭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不断的临习中，我逐渐领略了书法的难度，这个历代文人的记录工具竟然蕴含着如此高深的技巧和功力。我不得不叹服毛笔时代留下来的这些妙不可言的法帖。也许是过于喜欢读帖的缘故，在后来的岁月，我几乎购买了历代大部分名帖，这虽然能让自己开阔眼界，但也容易被其它碑帖吸引而见异思迁，在临习怀素一年后，我无意中发现了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这让我一下子陶醉其中而不能自拔。
作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是唐代以后唯一可以和颠张醉素抗衡的草书大家，我反复比对和揣摩后，发现草书理论中的惊蛇入草，悬针垂露等技法淋漓尽致地出现在他的书体里。黄庭坚草书造型巧妙，出奇制胜，他线条的走势往往出乎预料，这让我特别喜欢，但也是最难掌握的地方。相对之前二位书家，黄庭坚是我临习最久的草书法帖。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临习了好多遍却怎么也走不出他的窠臼。最后，我不得不选择放弃。
这几次学草书的经历，让我觉得就像一个讨不到老婆的大龄单身汉，谈了无数次对象也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值得欣慰的是，多走的弯路至少还能汇集成一种绘画题款的书体，还不至于让画面感到尴尬。
我不会满足这种状态，因为我始终觉得对书法还是有些感觉的。于是在今年的春节长假期间，再次转入书帖的临习，于众多的书帖中，被孙过庭的《书谱》所吸引，过去那么多次浏览此帖，并无引起太大触动，但最近忽然被此帖的丰富用笔和中规中矩所感染。更重要的是《书谱》在游蛇飞动的线条背后蕴含着一篇惊世骇俗的书论奇文。开始被书法吸引，之后却被这篇书论所折服，在精研细读后发现，钟张（钟繇、张艺）之法多在二王，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之妙尽在《书谱》。这难道是自己最后的选择吗？我还不敢确定，如果再变，我大概真的找不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另一半了。（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