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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战争的硝烟仍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燃烧，华东、东南、西南等地血火纷飞，英雄喋血。在这些战场上，无数的红色特工隐蔽于战火中，通过一幕幕情侦策反，减少战争损失，加速了战争胜利……

江阴战役，隐蔽之中还有隐蔽者

        1947年，中共苏北区党委就开始对江阴要塞展开策反工作。1949年3月，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科长王征明奉命抵达江阴要塞，他发现，“要塞的参谋长王德容、炮台的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的营长唐秉煜、步兵总队的总队长吴广文都是我们的人”。
        4月21日，渡江战役开始。凌晨1时许，驻八圩港的国民党二十一军要求炮台给予火力支援，唐秉琳借口夜间观察困难，容易出现误差，要炮台缩减400米射程，结果把二十一军设在江北的一个指挥所打掉了，气得二十一军参谋长破口大骂。
        午夜时分，王征明与王德容判断我军前锋部队已过江，便在前线指挥所给唐秉琳挂电话。王征明拉高嗓门大声下令：“我代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你们立即调转炮口，向敌军射击，配合我军渡江！”接着，王征明把话筒重重一摔，和王德容一起走出前线指挥所，在场的国民党官兵无不大惊失色。“我就是要敲山震虎，要总炮台先发制人，举行阵前起义。”王征明回忆说。
        唐秉琳等人迅速按照既定预案派人剪断通往外部的电话线，发射拆掉雷管的炮弹。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看到炮弹没有爆炸，气地叫起来：“你们这是在打什么炮？打的是欢迎礼炮吗？”唐秉琳也不理，干脆命令总炮台掉转炮口，向二十一军打了两炮。戴戎光大叫，说要砍了唐秉琳的头，当即被起义官兵拿下。
        这样的地下策反活动是隐蔽的，也是轰轰烈烈的。但有些参与人一生都隐蔽在隐蔽之中，其中一个就是戴戎光的办公室主任戴龙，实际上他早在1930年就成为了中共地下党员。戴龙的家人都以为他是在江阴要塞起义后才为共产党工作的，就连王征明也不知道戴龙的真实身份。
        起义后，戴龙改名王恭陶，身份是台湾某测量学校的一名教官。惜别大陆时，他匆忙回了趟家，让老母亲保重身体，又深情地对妻子说：“你辛苦！”再抱起儿子亲了又亲，热泪盈眶地说：“爸爸要走了。’到台湾后，戴龙先后5次将台湾的陆海空军情报送达我军。1950年7月，戴龙被人出卖，入狱受审。他受尽酷刑，双手、双脚均被打断，身子被宪兵吊在车上示众，最后被处死。
2014年，戴龙的儿子戴筱萍来到台北，从刑场遗址的泥土中找出父亲的根根碎骨，放进骨灰坛里，说：“回家了，爸爸，我们回上海了。”

杭州战役中收获的“黎明”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就在这一天下午，发生了一件小事，对整个隐蔽战线影响巨大。这件小事，就是厉培明被策反。
        厉培明1937年加入军统，曾任军统合肥支台台长、保密局第四处华中股股长。1948年秋，国民党保密局以上海站为中心，进行败退前的特务潜伏布置。为了绝对保守机密，保密局先在杭州临时建立支台，与华东各地40多个潜伏电台一一试通，厉培明就是杭州支台台长。
        厉培明在杭州期间，有一人3次从上海跑到杭州，他就是厉培明的表弟、复旦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武振平，目的是策反厉培明。1949年5月3日，在武振平的陪同下，厉培明主动到解放军处，悉数说出自己掌握的电台机密。他就像导火索一样，把所有暗处的电台都点明了。从这一天起，厉培明有了新代号“ 黎明”。
        在“黎明”的配合下，1949年6月14日晚，上海破获8个潜伏组台，捕获潜伏人员23人。1950年2月6日，上海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遭国民党飞机准确轰炸，造成1400多人死伤。这必然是有潜伏电台给国民党飞机导航。
        “黎明”加入到案件的侦破中，把疑点指向了特务罗炳乾。厉培明凭借对电台信号的侦测，循着测向仪指针方向搜索——30米、20米、10后精确地定位到罗炳乾的位置，协助逮捕了罗炳乾。厉培明和罗炳乾两个人早前是一起受训的，两人是保密局留下来的两个拳头。保密局不会想到，解放军竟用一个拳头打了另外一个拳头。（摘自《环球人物》）